说不出口的老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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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父亲25岁，和本村的好多男劳力一起修铁路去了。

父亲所在的那截铁路段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小村子边上，是与316国道齐行的阳安线边上。那年月，正值文化大革命后几年，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一起修路的人也没有多少口粮可带，只能在附近的老乡家里一起吃住。母亲说，那时候也不知是为什么，家家户户都很穷，但家家都很舍得，尤其是山民，更是很舍得。

父亲所住的那家是村上的单姓，姓朱，朱大爷家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婚嫁，在身边的还有一个小父亲三岁的朱小妹，村上人都这么叫她，父亲也是，但父亲从没叫过，他从来都是家朱小妹“嗨”，朱小妹也应着。朱家还有个小儿子，差不多有十几岁的样子。刚来那会儿，父亲很生疏，因为父亲从来都是不善言语的，但朱小妹却是个话茬子，好在有人说话，也不至于一屋檐下都沉默着。 母亲说他一直记得父亲刚来那会儿的样子，一看父亲这人就知道他很老实，老实的有些木讷。

父亲介绍自己时，说自己在哪个镇子，哪个村儿时，说的朱家人一愣一愣的，原来朱小妹的姐姐就嫁到了父亲住的那个村子，这下朱家上下都对父亲像招待宾客样，弄得父亲还有些拘束呢，哪经得起这架势，时间长了，也和朱大爷很合得来。人说话不投机三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父亲和朱大爷最爱聊秦英征西，很多时候，在每个疲惫的夜晚，这个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驱赶了所有的困顿，每每这时，父亲不再那么木讷了，至少他的精彩绝伦的讲述吸引了朱小妹还有她稍懂事的弟弟。

在朱家住了有一段时间后，父亲也知道了朱家其实在解放前是家大地主，幸亏朱大爷的父亲明智，早早的趁共产党来划分土地时，就把六个儿子分了家，朱大爷这才带上一家人离开穷沟沟，住到国道边上了，成为现在村上的单姓。面对村上的李氏大家族，朱家常在很多事上受欺负，比如公社分粮了，短斤少两，记工分时，少计漏计。朱大爷每次都是尽量能忍便忍，但性格刚烈的朱小妹不能，总要铆是铆钉是钉的核算核算，再者，朱小妹虽有点“泼辣”，但为人耿直，没多少花花肠子，里里外外都游刃有余，还会打一手好算盘，这在村上乃至周边村上的女流之辈甚至爷们儿里是少有的，时间长了，没人看得下去了，也会帮衬着朱家。

有那么几次父亲刚好放工碰见了，要和大家讲理，但都被朱大爷拉住了，他说父亲人老实，再说折斤八两也少不了多大个肉，你个外乡人在外面，也少不了要吃些亏。父亲那时很是为难，也很心疼，他说看着朱小妹孤立无援的和那帮人吵着就忍不住想保护她。当然，这是后来父亲亲口说的。

父亲说这话时，是下雨天，大家都闲在家里。那时，一有空，朱小妹老爱找父亲嗑叨。朱家大儿子是个典型的愣头青，别人一挑起话头，他就和人家吵，很多时候总是和朱大爷吵，和朱小妹吵。姐姐嫁人，弟弟还小，母亲有在朱她很小时就去世了，一肚子的辛酸刚好遇见了父亲这么个少言的人，聆听变成了他们之间最好的交流。“有次我说到辛酸处时，你爸不知哪儿来的勇气说他想保护我，我当时就懵了。”母亲说这话时还不好意思的笑了下。殊不知那时，有一种叫爱情的东西正悄悄地酝酿着……

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父亲在家待着（有时父亲他们两三天才回去一次朱家），朱小妹就千方百计的把饭做得可口些，那段日子，在父亲的碗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一个红薯，甚至有时在碗底还埋着一个鸡蛋。朱小妹总是若无其事得吃着自己的饭，父亲却吃得小心翼翼，忐忑不安……父亲和朱小妹在这不温不热的感情里，谁也不曾越雷池一步，都只是等着，也许什么结果也没有。

日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白天黑夜交替着，生活也在每日的辛酸里重复着，大半年的时光里，朱小妹给父亲的温热的洗脸水，一碗可口的饭菜还有碗底埋藏的小意外，成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偶尔父亲回来时，会手捧一大把野花，但从不说是给谁的，只是插在朱家堂屋柜上的玻璃瓶里，但幸福的香味只有他们才能嗅到。有时父亲会用树叶专门在某个下雨天给朱小妹吹上一段曲子，简短，委婉，悠扬，像是他的少言寡语，但比言语中多了些感情。

离家也已经很久了，那天，父亲和村上的人要一起回趟家了，几天前就说好的。临走时，朱小妹给父亲的包袱里塞了双布鞋，新作的，她知道父亲他们常年在外也没双好鞋，这次回家路又远，而且都是走回去的，免不了会伤着脚。一路上，父亲的鞋底早就穿帮了，但始终不敢取出新鞋，他怕被村上人发现，但只是一双鞋而已，他却依然很担心。

几天后，父亲他们又赶来了，这次归来，却在父亲和朱小妹之间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开始不断地开父亲的玩笑，说父亲去相亲了，说父亲想女人了。父亲是不善言辞的，口讷让他没能解释清楚，是的，父亲那次回去是相亲了，那是奶奶逼的，他是长子，况且年龄有那么大了，但父亲没有答应人家姑娘，刚好又要修路就赶紧走了。可是，人们谁在意这个，他们只图享受在这枯燥的日子里有那么一点新鲜事供调遣的快乐，说到底，那时人们骨子里的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还匮乏。也就是从那时起，朱小妹不再专门为父亲烧一锅温热的洗脸水了，父亲碗底的小幸福也不翼而飞了，而两人表面上依然若无其事，那些属于俩人的小事真的小到化为空气般不见了，像是空气中摇摆的风，倏忽就不见了……也许他们之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在朱家住了那么长时间后，父亲他们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了，那里离朱家会很远，来回跑也不方便了，父亲要走了。临走时，朱小妹又给父亲的包里塞了双布鞋，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父亲也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她的背影从门口消失。

一段还没来得及出芽的爱情就在父亲与朱小妹的冲动与隐忍之间草草收场。时间又过了大半年，铁路也修完了，父亲他们一大伙人坐着一台拖拉机凯旋而归，拖拉机在316国道上奔驰，途经李家村时，途经朱大爷家时，父亲看见朱小妹在屋檐下梳头，那时，父亲不断地喊着“喂，喂”，声嘶力竭，等到朱小妹听到时，拖拉机已经跑了很远，他俩就这样远远地挥着手，朱小妹追着车子跑，终于没追上，蹲在地上，不知是喘气还是在哭泣。母亲说她那时已经听大姨说父亲真的没答应那姑娘，是她错怪父亲了。

父亲在回去的一年里，奶奶到处张罗着给父亲娶媳妇儿，但每次父亲总是千般借口万般推辞地搪塞着奶奶，时间长了，媒婆也很少上门了。母亲说她那会儿也是，姥爷好不容易看了个稳妥的女婿，却总在第一天见面被母亲搅黄，她说她介绍自己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地主的孙女……”那时人们对政治不清白的人总是避而远之。直到有一天大姨去找奶奶了，父亲和朱小妹才又见面，那年，父亲27岁，朱小妹24岁，在唢呐声里完成了婚礼。父亲飞来飞去的幸福终于安安静静地停了下来……

这是我11岁那年冬季，母亲在火炉边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故事里那个叫朱小妹的就是母亲。

母亲讲这个故事时很淡然，像是说着别人的故事。而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在那时，已经瘫痪在床上两年了，而母亲一直以来都是悉心照料，那年是1999年，我刚记事那会儿。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每次放学回家，我们就坐在父亲床前写作业，父亲每次从恍惚中醒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总是“你妈在哪儿”。还有一次在医院里，父亲休克了，醒来后谁都不认识了，包括我们这堆儿女，当母亲问他“我是谁”时，父亲盯了母亲好久，终于眨了眨眼睛，一滴泪从眼角流出……父亲认出母亲了。

现在，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即使父亲有些老年痴呆的倾向，但只有母亲能明白父亲，能一直包容父亲。那时的爱情对他们而言是那样晦涩，虽没有海誓山盟，但他们一直以来都把对彼此的爱深埋心底，而这种深埋心底的爱注定了他们的爱情会直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