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与王安石变法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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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横渠张载是中国宋代理学的奠基者，气化理论的开创者，渐变主义和经世致用的推行者。而荆公王安石是北宋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新学的开创者和领袖。如果从这场变法和经世致用来看，两人相同的地方很多，矛盾和对立的地方也不少。从学而论道到起而行道，从治学风革和推行变法都各有特色。现就两人的变法思想作以比较探讨。

        一：两种不同的政治命运造成不同的思想抱负。

        王安石、字介浦、江西临川人。少年时随父求学、转转官场，19岁其父殁于江宁任所。22岁一举考中进仕，初授扬州签判，正式开始了象他诗中写的“身着青衫手持饭，奔走卒岁官淮汗”的仕宦生涯。王安石出踏仕途，正直范仲淹、欧阳修的庆历新政，特别是范仲淹的“十事”改革给了王安石极大的启示，26年后王安石推行变法，基本上吸收了范的变法思想。当庆历新政失败后，先是韩琦、孙复被贬，后是范仲淹、欧阳修被迫辞官；反对派对改革派的打击让王安石这位出任官场的青年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当范仲淹几度调任到杭州金陵时、王安石借公事而不顾一切的亲赴杭州拜访了这位胸怀大度、以国家为重的著名人物；并写了《上杭州范资政启》。赞扬范仲淹对自己教诲。当王安石迁调为舒洲通制时，范仲淹不幸病故于调任徐州的路途之上，王安石闻之不襟泪如雨下，并写了《祭范颖洲仲淹文》，对范仲淹庆历新政给予全面肯定，对半途而废的改革表示叹息，不难看出王安石对庆历新政的评价明显不同于一般人的评价，也为他熙宁变法总结了好多经验。

        王安石在担任地方官吏二十余年，曾几进几出、断狱有名，在官场已成了很有名望的人物。曾经以崇高的使命感投入到复兴儒学的事业中去，曾写有“男儿少壮不立志，挟此穷老得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宝寥寞生伊威”。在这一时期，王安石曾研究撰写了《洪范传》《易解》《淮南杂说》《老子注》等有影响的著作。其中有大量的讨论“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理论，（自注）倡导通天下之志在穷理，同天下之德在尽性，[引洪范传]。这是王安石早期的理论探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安石对社会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嘉佑四年曾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指出当时的形式是“内侧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侧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之土，缌缌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蓝图。到神宗时，王安石便被委以重任，担当起改革的重担，并在熙宁二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其影响与声势，在中国古代变法运动中实属罕见。王安石深知，没有一个指导全局的理论基础，改革是不能取得成果的；因而在推行新法时，其理论兴趣也发生了转移。主要围绕如何解除北宋政府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富国强兵进行理论探索，希望通过复兴儒学，重新发掘先王经典中的微言奥义，为改革提供思想理论依据，新学《三经新义》随即产生，并在北宋影响了五六十年。

        张载、字子厚、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人称横渠先生。比王安石长一岁，但被王安石晚中举十五年。他们同处北宋中期，同吸一个时代空气，同处在佛道盛行时期；因而都面临着复兴儒学使命，也都看到外敌入侵，土地兼并严重和内忧外患的局面。横渠先生生行状是这样记述的：“先生少孤自立，无所不学。与邠人[今陕西彬县]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其言，当康定用兵时、年二十一，慨然以功名自许，随上书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先生嘉佑二年登进仕第，始任祁州司法参军，后迁丹州云岩县令，又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等职，嘉佑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换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方未第时文潞公（文彦博）以故相判长安，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吟式焉。……京兆王公乐道尝延致郡学，先生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尝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分。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甚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孰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来就。”

        从行状这段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载也是青年丧父，无力返回开封，定居于眉县横渠。他青年时期喜欢研究军事，想用投军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二十一岁写了边议九条这部军事论述去延安拜见范仲淹，北宋时代，重文轻武，范仲淹见到张载“知其远器”，认为他投军是盲目的实现自己的抱负。指出“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他去读“中庸”，把儒学复兴的愿望寄托在这位年青人的身上，张载读了“中庸”，大概没有读懂，又去访问佛老学说多年，仍未满意结果，最后又回到儒家六经上来。最终形成以易为宗，以孔孟为法，以“中庸”为体的学术理论体系。嘉佑二年，38岁的张载和曾巩、曾布、程灏、苏轼兄弟一同考取进仕。在京城等候派遣之时，设虎皮讲易，说明在这个时期他已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术人物。

        张载的政治仕途和王安石截然相反，他任过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渭州军事判官、崇文院校书。重视教化，访问民疾，颇有政绩。在渭州任判官时，军政大小之事皆参与处理，得到蔡挺将军的倚重。在任崇文院校书时，正直王安石变法，他写了一首芭住诗表示支持。“芭蕉新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旋随新叶起新知，愿学新心养新德”。一首诗用了七个新字，可以看出张载的变法态度。并非是躲在书斋中的儒生。当王安石征求他的变法态度时，他回答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逐，则人亦故有不能”（行状）。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载的鲜明态度：一是说你王安石推行新法，天下之士都愿意听从：只要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你将大有为于朝廷。二是劝王安石在变法中要与人为善，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不是这样，强行推行新法，肯定有人会反对的。随之不久，张载的弟弟张戬反对新法，被王安石将张戬由监察御使里行连降三级为湖北公安县令。张载见此状，日夜不安，随即辞官回到横渠，讲学著书达七年之久。

        二：张王二人变法比较。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无疑是集体智慧的结果，王安石作为领袖人物，首先是在范仲淹改革“十事”的启发下作了完善和创新。我们先将范仲淹“十事中的五事”与王安石的新法作为比较，汤江浩所著王安石专著有以下评论：（节录）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也。”此条规范了官吏的考核升迁，使之制度化，以免升降无序。王安石对此有所发展，他一方面强调文官升迁，须实有谋勇，曾著绩效，任满期后可以升迁，对于清白不扰、实惠及民的官员，任期满后可以保举再任，同时他还强调破格提拔年轻有为的下级官吏。

        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此条即裁减冗官，使皇恩不至滥施、机构而得以精简。王安石对此条采取了坚定的相应措施，并颁布了《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规定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余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此法颁布后，宗室子弟相率拦截王安石马首，陈诉不可，为王安石斥之而去。还规定年老官吏免职之时，不再予其子孙任何荫蔽。可见王安石在裁减冗官方面比范仲淹采取的力度大的多。

        三曰精贡举。进仕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闕者、以名闻。进仕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仕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也。此条专论科举选仕之法。王安石很早就对宋朝科举不满，对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三官新议”取士随即产生。

        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民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堕废者可兴也。此条乃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王安石为此用力最多，所出《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随即推行。

        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  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瞻之费， 畿 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此条即为军事制度改革，王安石随即制订《保甲法》其用意正是“不特除盗，可渐习为兵，且省财费”。还先后颁发了《保马法》《诸路更戌法》《殿前马步军春秋校试法》《教阅法》《兵将法》等。从不同角度整顿了宋代的征兵制度，操练制度，统帅制度。范仲淹的修武备设想、在王安石手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从以上抽出的五事比较中不难看出，王安石是踏着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的路子坚定的往前走，并有所创新。

        但是张载却受了范仲淹提出的“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和“中庸”思想的影响往前创新，达到复兴儒学的正统地位。其特点是“勇于造道”，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生民立命就必须躬行实践，张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从学术角度解决佛道盛行的空无理论，所以毅然创“太虚即气”的气化理论，人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双重人生观，以及经世致用的民本思想。用气……性……礼……理来实现他的内圣外王治天下的崇高理想。其特点有4点。

        1：张载提出了“为政者在乎是民，人政不德，人不附且劳，为政必以身倡之。”（有司篇）变而通之以尽利，理势即变，不能与时顺通非尽利之道（系辞上），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用不倦（系辞下），“利于民则为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语录）。可见张载是以渐变三代推行改革，要求统治者要一身为百姓造福，勇敢的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2：建立“西铭”中倡导的“民吾同胞，物为与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大君者，吾父母宗，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的和谐博爱社会，其境界之高，理想之远大，王安石新学也无此理论水平。

       3：张载十分推崇“周礼”特别对恢复井田用力最多。张载的仁政首要之一是“行井田”而井田的核心有八大纲领，即：“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孰本抑来。”并主张设立“市贸之正”，这与王安石长远土地政策基本吻合。所不同的是张载把解决土地问题当做首要问题、并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4：张载创立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最高宗旨。倡导“学则须疑，守旧无功”的学风，这与他对天文、地理、兵法、医学、宗法、货值的研究，中年又关心边防的一系列成果有关。还包括他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奴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研究成果。说明张载关学注重社会问题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其他学派所无有的。难怪二程洛学谢良佐批评张载关学“溺于刑名度数之间”不是没有依据的。翻遍张子全书没有攻击新法的言论，在王安石的著作和文章中也没有批评张载的话，只有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写有“与王安石语多不合，皆辞官西归”。

        从以上各自观点来看，张载和王安石在好多地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他俩人都是早年丧父，少孤自立，最后自成一家。（2）都受过范仲淹的教化，只不过王安石侧重于政治，张载侧重于学术。（3）都对“周礼”非常重视，张载说“周礼”是得当之书（礼窟）王安石更说周礼能“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周礼义序）。（4）张载向往“井田”王安石也向往“井田”。（5）张载注重教化，王安石更强调教化与陶冶人才的重要（上仁宗皇帝言事出）。（6）王安石主张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答曾公亮书），张载也主张利民、认为“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语录）。（7）王安石的“道即气”与张载的“太虚即气”具有相似之处。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老子注）王安石所说的“道”相似于张载所说的太虚。王安石所说的“元气”相当于张载所说的“太虚之气”的气之本体状态。王安石所说的“冲气”相当于张载所说的“太虚之气”的变化状态。

        他们俩人所不同的有3点：第一；王安石特别强调理财的重要性，认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并自谓是“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为天下理财也（答曾公亮书），张载却没有谈到理财问题，忽视了理财的重要性。这应该是他俩人的分歧重点。第二；张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张载对王安石的变法评价到”世学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于书，吾辈政之于己，圣人之言庶可期乎？顾所忧谋之太迫、则心劳而不虚，质之太烦、则泥文而滋弊“。这段话语的大丞相即指王安石，张载一方面肯定王安石有复兴儒学之功，认为世学不明已有一千五百年，今王安石有志明之，并言之于书，使天下之学士乃不朽功业。另一方面张载又指出王安石新学存在于“谋之太迫，质之太烦”两大弊病，可谓看到了王安石变法和新学之要害。第三；王安石从22岁进入仕途，在官场和政治上有丰富的经验，在变法上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而张载38岁才入仕途，学术上很有成就，官场上虽然两被诏晋，三历外仕，但时间很短。在变法上是一个没有权利的温和派。从私人关系上讲，张载和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二程，邵雍等人关系密切。但他们俩人都看到了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提出了不同的改良方案。

        三、张载与王安石的历史评价。

        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时，朝中当时主张改革的有两大派别，一派是继承“三代或汉唐”政体中的富民强国的仁政措施，历史学家称之为“旧派或保守派”；如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吕公著、二程、二苏、邵雍、张载兄弟等人。一派是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商鞅的革旧立新的变法派，历史学家成为“新学或新法派”，如王安石、吕惠卿，陈升质、韩泽、曾布、陆佃、葵卡、李定、王雱　等人。笔者认为王安石变法达8年之久，当取得一些成就时，功劳全归于神宗皇帝，当变法遭到攻击和谩骂时，责任全推在王安石身上。后人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用人不当,原因之二是急于求成.变法初期，王安石曾与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二程、二苏、张载均有良好的关系，他们也都支持变法，王安石也给他们委以重任。当变法发生严重矛盾时，王安石却没有调和矛盾，而是采取调离、归隐、降职、排挤到打击的态度。最后弄到谁支持变法就重用谁。致使好多投机分混入变法队伍，给王安石埋下了好多苦果。对好多人的相劝王安石根本置若忘闻。象洛学首领程灏　，因吕公著的推荐为太子中充、监察御史里行，王安石变法开始时，程灏　、苏轼兄弟，张载等人均为王安石所重用，以起制作条例司，还派遣程灏　、苏彻等8人巡视诸路，派遣张载去浙东审理苗振将军的贪污案。《吕氏家传》载有“王荆公与吕公著极相好。故行新法时甚望申公相助，又用程明道作条例司，皆是望诸贤之助，是时想见其好意。后来尽背了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变法初期亦多有参赞，后来因实施太快，急于求成，反对的人越来越多，程灏劝其王安石罢手，不可太逆人情，王安石不肯，乃“排众议行之甚力”随与程灏　、苏彻、等人分手。第二年程灏　就写了两篇《谏新法疏》表示反对新法，有一次还直接冲入中书省，与王安石论理。苏彻也给王安石写信表示反对青苗法的实施。到最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也反对新法，王安国对神宗皇帝说：我哥哥推行新法有两大缺点，“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耳”。王安国和张载一样，可谓看到了要害，暗指选用吕惠卿，陈升之这些激进人物是非常错误的。最后王安石本人果真如他弟弟所言被吕、陈等人诬陷进谗　。加之王安石长子王雱突然去世，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无奈王安石辞官隐居江宁府的钟山，一心研究佛学；可谓真的走火入魔、还是要借佛援儒，完善他的变法理论。由于王安石所撰字说24卷失传，我们很难研究他的真实内容。王安石为了变法，可谓得罪完了臣僚、同事、朋友和兄弟，最后落下个隐居研究的结局，这是非常遗憾的。

        从宋代到现代，都承认张载是位大学者、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但很少有人承认他是具有奉献精神的、渐变改革家。最多肯定他在理学上是进步的、唯物的；在王安石变法中把他划在了旧党圈内，甚至几乎一致是王非张，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或者认为复古错而创新对。王安石的新法也是从复古中脱胎出来的，王安石的保甲法古的更远。不正是周礼中的“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王五为间，使之相爱”的具体运用吗？张载推行井田，渐变三代，也并非开历史列车。王安石任地方官时，也写诗到“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王安石也是打着复古加创新的旗号推行变法。而张载是全部打着复古的旗号，穿上古人的服装，借用古代的语言来寻找帮助。实际是以历史作为将来的倒影，达到他的经世之学。这就叫行道要守道统，道统是什么？道统就是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的结合。就必须舍弃个人名利和地位，用理想改造现实。

        王安石的晚年辞官隐居南京钟山十多年，“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其政治生命以自杀告终。而张载晚年还亲率弟子买田数方，继读试办他的井田制度。这一点上，张载大大胜过王安石，至少在自信上，勇气上超过王安石。这是他信仰选择的结果。也是他理想道统的必然。更是他用“处江湖之远未展现他的精神境界，太其心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重王轻张，有失历史真实。或者用新旧两顶帽子戴在王安石和张载头上，这是非常不公的。

        从范仲淹庆历新政到王安石熙宁变法，短短近50年历史，给学术理论界留下了四大疑案，这是值得我们后人进行研究的。一是张载是不是范仲淹的弟子，历史上说法不一，范仲淹是否送给“中庸”书让其研究，张载和范仲淹应是何种关系。二是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写诗讥讽朝廷多达110余首，被称为有名的乌怡诗案，最后不了了之。三是洛学派二程与蜀学派二苏学术辩论达二十余年，未有结果。四是王安石晚上辞官隐居南京钟山，一心研究佛学，至今不知其貌。笔者认为，从这四大学术疑案和历史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顾一切推行新法的是执坳宰相新学首领王安石。板起面孔以理训人的是洛学首领程明道，善于用诗词讽刺挖苦人的是蜀学首领苏东坡，在变法和学术争论中经常保持沉默的是关学首领张横渠。应该再加一条，那就是坚决反对新法的是塑学首领司马光。这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些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的鲜明个性和理论特色。

        王安石的顿变和张载的渐变结局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给我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笔者认为，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最彻底的改革之一，而后期的改革开放已快30年了，其经济建设、富国强兵、应该说借鉴了王安石的好多经验和西方经验，但被王安石当时改革的规模、力度、涉及的范围要大的多了。那么后期的政治改革，弘扬优秀文化，建立民胞物与的和谐社会，应该说是借鉴了张载的渐变思想和西铭中的和谐博爱思想。这正是打着古人的文化，借用古人的言论来实现我们古人的崇高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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