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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人们对孔子和《论语》的看法充满了分歧。这些分歧在二十一世纪也还同样存在。下面谈的是我和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在这方面的分歧。我的看法见之于《孔子回家——海归读<论语>》（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而李教授的看法见之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
分歧之一：“丧家狗”的说法是否可以泛化。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有人用“丧家狗”这个词来形容孔子，而孔子也自嘲这种形容恰当。我认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非常特殊的用法，不可以泛化。那段有名的记载是这样的：“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太多的人用这“丧家狗”这个词来漫骂、侮辱孔子。这当然是对它的泛化。当时已经二十多岁的李零对此不会没有记忆吧。他自己现在又提供了另一种泛化：“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表面上看起来，李零是在褒义上泛化“丧家狗”，但是，实际上，普通读者一般不会特别注意这种解释而是联想到其通行一时的贬义的泛化。李零可能正是要用这个词的泛化来达到哗众取宠的效果。
分歧之二：作为圣人的孔子是否为汉武帝树起来的。李零说：“民间圣人，没有一个得到官方批准。得到官方批准，是到了汉武帝时，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那阵儿。圣人，汉武帝只批准了一个，就是孔子。” “孔子是汉武帝大树特树捧起来的圣人。”但是，我认为，汉代的史料中未见任何关于汉武帝捧孔子为圣人的记录。《汉书•武帝纪》全文提到孔子的唯一的说法是：“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徠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这是汉武帝对孔子的灵活性的肯定，与他是否立孔子为圣人的问题完全无关。本纪还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也与此问题无关。细读《汉书•武帝纪》全文，找不出任何证据表明汉武帝捧孔子为圣人。读其他汉代的文字，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另外，《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一般人认为，董仲舒的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首肯，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得以推行。就算这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相，他们两人也不热衷于捧孔子为圣人。在汉武帝时代，孔子早已是公认的圣人，根本不需要他捧。李零认为有两类圣人：民间圣人和官方批准的圣人，而似乎只有后一类圣人才是真正的圣人。但是，历史的实情是：圣人来自民间，不存在所谓官方批准的圣人。墨子曾经被他的弟子们称之为圣人，但后来得不到全社会的公认，而孔子则不同：他不仅被弟子们称为圣人，而且在战国时代被全社会公认为圣人。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道出了历史的真实：“仲尼，天下圣人也。” （《韩非子•五蠹》）促成孔子成为圣人的，完全是民间的力量，而不是官方的力量，不是权势者们的力量。
分歧之三：作为圣人的孔子是否为假孔子。李零认为，只有春秋时候那个作为教师匠的孔子才是真孔子，而后来作为圣人的孔子则是假孔子。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种意义上的孔子都是真孔子。孔子作为圣人的形象是与春秋时的孔子本人一脉相承的。我们只能通过后人所理解的孔子来接近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李零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我要反问 李 教授：你说孔子是“丧家狗”，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人造孔子”？你口口声声地说要在孔子研究中“打假”，但是，你坚持以“丧家狗”来说孔子，这难道不是也一种造假？
分歧之四：孔子是否代表统治阶级。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为孔子代表代表统治阶级的说法具有极大的影响。到了现在，已经有太多的人摆脱这种影响。但是，遗憾的是，李零仍然没有摆脱之。他说：孔子“和耶稣、佛陀不一样，根本不走群众路线，也不是大众英雄。他讲仁，并非一视同仁；讲爱，也非兼爱天下。阶级社会，什么人说什么话，话是说给什么人听，这样的分析，还是不能不讲。”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主张有教无类的孔子并没有想到要代表所谓统治阶级。阶级斗争话语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它不仅伤害今人，而且也伤害古人。以为孔子代表统治阶级的说法，对孔子的伤害实在太大。我实在不明白李零为何还要继续以之伤害孔子。孔子本人没有阶级偏见，倒是迷信这套话语的人有阶级偏见。
分歧之五：“打倒孔家店”是否为“五四”的口号。在50年代起一直至现在，太多的人认为，“五四”运动或者以《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并充分肯定了它的“进步”意义。事实上，早已有学者指出，它是由在胡适给《吴虞文录》所作的序中之“打孔家店”错衍而来。1921年10月，《吴虞文录》由上海东亚出版社出版，而此时显然已不属“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该序中，胡适说：“ 吴 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吴又陵 先生！”胡适说的是“打孔家店”，而不是后来通常说的“打倒孔家店”。他是用幽默、有趣的口吻说此话的。胡适当然并不以此概括“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更不以此作为一个口号。胡适当然没有想到，他一时之戏言演变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口号之一，演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基本精神，演变成了伤害孔子和中国文化的咒语！“打倒孔家店”说法的泛滥，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那么多关于“五四”、关于新文化运动、关于孔子和儒学等等的教科书、专著、论文都充斥着这种说法。自7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呼吁不要再以讹传讹，停止使用这种不准确的、影响很不好的说法。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有那么多的人热衷于此说。例如，李零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原作‘打孔家店’），有人说是‘传统中断’。其实，它打的是朱家店，而不是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有什么不好?这是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易中天认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并没有错。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打倒孔夫子。” （马国川：《易中天：应该打倒孔家店，不能打倒孔夫子》，《经济观察报》 2008年10月16日 ）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历史事实是：“五四”运动并没有提出“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也没有提出这样的口号。李零、易中天等人云亦云，继续散播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虽然他们把孔子本人和“孔家店”区分开来，但是，由于自五十年代以来，太多的人搞混二者，太多的反孔人士以打倒“孔家店”的名义来打倒孔子本人，他们的说法不会有什么好的社会影响。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很多历史教科书还沿袭旧说，继续向广大学生散播这种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以为“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这是一种难以容忍的、无中生有的错误。
分歧之六：是否要敬重孔子。李零说：“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我们当然没有权利强迫李零、王朔、王小波们敬重孔子，但是我们有理由对普通中国人提倡一种敬重孔子的态度。作为一位伟大的教师、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中国文化的象征，他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尊敬？其实，可以对这些“满嘴没好词”的人之不敬孔子作出某种解释：在反孔非圣教育中长大的他们，一直念念不忘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在他们身上实在是太成功，只不过，此成功恰恰证明了中国当代教育之悲哀。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教育体制性地反传统，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如果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能够慢慢摆脱这种影响，那真是一件幸事。
面对以上所说的多种分歧，读者可以凭自己的良知作出评判。 李零 教授和他的支持者们当然有权坚持他们的看法。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也会赞成：任何说法都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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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5 21: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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