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天命与生态伦理——孔丘的生态伦理思想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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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字仲尼，今山东曲阜人），是公认的儒家鼻祖，被世人称为孔子。作为儒学的创立者，他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汇入奔腾不息的中华文明长河之中，成为中华生态伦理文明一束光芒闪烁的奇葩，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下面我们根据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辑录文献《论语》，结合有关材料，对其生态伦理思想进行阐释。

      一、“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

      一般认为，孔子儒学只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谈不上有生态伦理资源，只有道家最看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讲生态伦理资源非道家莫属。汤一介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道家系列》序文中说：“人类社会要合理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和平共处’，因此就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可以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但今日之世界不仅需要较好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才可以‘共同发展’；这方面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可以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许抗生：《老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 页。）显然，汤先生是主张把儒家资源放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内，而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要的是道家资源的。

      的确，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孔子儒家比道家涉及得少，孔子和孔门弟子致力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鼓吹效法先王（尧舜指尧帝、舜帝，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讲人伦之道多，讲自然之道少，所以连南宋大儒朱熹都说：“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四书集注 .公冶长第五》）汤先生是学贯中西且对儒、道、释皆有深研者，他遵从传统的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孔子儒学虽然罕言天道，但不等于说没有论及，更不等于说论及得少就不精彩。朱熹在肯定孔子罕言天道这一事实后，接着又强调指出：“盖圣门教不邋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引文同上）朱熹是针对孔门弟子子贡很不容易听到孔子言及“性与天道”问题，而自豪地赞美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引文同上）立论的，这一立论与北宋大儒程颐对子贡此言的评论相同，程颐说：“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引文同上）子贡由于对“夫子之文章”经常听到，而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很不容易听到，所以发出了“真不可多得”的赞美，这应该是事实，不然子贡也不会专门就“性与天道”发表感慨了（子贡点明“性与天道”问题，说明孔子对子贡谈及过，否则不会留下这句言及“性与天道”的文字）。程颐和朱熹作为深研儒学的大家，皆肯定子贡听过孔子关于天道的至论即精妙之论,这绝不是象一般人所说的只不过仅仅是一种恭维和猜测之言，因为程、朱二人皆是学问严谨之人，他们虽然十分崇敬孔子，但注释《论语》还是十分认真的。所以，这并非臆断之言。由于程、朱之言涉及孔子有无天道自然观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不得不就此作些疏辨。谈到“性与天道”问题无疑就涉及到孔子的天命观问题（《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见“天命”与“性”同义，且皆与“道”有关），过去和当今学界对孔子关于天命的议论颇多曲解和误会，现在我们要探讨孔子“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对此不可置而不论。

      孔子谈天论命即“天命”，此二字在《论语》中出现不多，仅见于以下二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为政第二》）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 .季氏第十六》）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这与孔子在《论语 .尧曰第二十》中讲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一致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孔子讲的“五十而知天命”一语，孔子在《论语 .述而第七》中讲：“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即让我多活几年吧！我五十岁已学过《周易》，可以说不会有大的过错了。（孔子有很大的理想和抱负，晚年依旧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整理六经，但自知时间已不多了，所以发出“加我数年！”的感慨）。这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显然是对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的补充说明。为什么孔子要特别强调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呢？“知天命”和“学《易》”有什么关系呢？据《史记 .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这就是说，孔子晚年非常喜爱《易》学，并整理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易传》文献。孔子读《易》很勤奋，以致把一部《易经》编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好多次。

      《史记》的记载和《论语》的记载情况是相吻合的，孔子是认真“学《易》”后，才“知天命”的。根据《史记》讲的经孔子整理过的有关《易传》文献分析，“《易》道”与“天命”确是息息相通的。《易》学阐明了古代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成为孔子以后历代儒学流派的自然观的立论基石。所以程颐、朱熹深悟此中道理，各自花费几十年时间研读《易》学，程颐有《伊川易传》、朱熹有《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问世，他们皆为儒家易学造诣极深的人物。因而当他们读到《论语》中子贡对孔子“言性与天道”发出赞美不绝的感慨时，他们俩皆不略而同地肯定子贡一定是听到了孔子关于“知天命”天道观的精妙之论，不然孔子也不会自我表白“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确实，孔子认真研读《易》学，韦编三绝，一定会有自己关于“知天命”的精彩论述。新近公布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易传资料中，有一篇《要》，这篇易学文献记载了孔子与子贡谈论《易》学的情况，十分珍贵，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孔子“五十以学《易》”和“五十而知天命”的秘密所在。

      《要》篇记载，子贡对自己的老师孔子晚而喜《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十分不理解，为此，孔子和子贡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辩论，最后孔子概括出“《易》道”——“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之于天地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任俊华：《易学与儒学》，中国书店2001年3 月第1 版，第78页。）这里，从《易》道讲到了天道、地道、人道，以及四季的变化规律，确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难怪乎子贡听后要赞美不已了。

      孔子本人不讲“天道”只讲“天命”，整部《论语》中“天道”二字只出现在子贡讲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语中，我怀疑子贡讲的此“天道”应为“天命”之误。因为，第一、按出土文献《要》所论，“天道”只是与“地道”、“人道”相并列的概念，而“天命”涉及到“天道”、“地道”、“人道”与“四时之变”的方方面面，总概了人与自然的变化规律即大自然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变化规律，亦即“《易》道”。朱熹注“天命”是指“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二》）正揭示了此意。第二、“天命”是西周武王灭商纣后，才出现的概念。陈梦家说：“商人称‘帝命’，无作天命者，天命乃周人的说法。”（陈著《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7页）周人的“天命”取代商人的“帝命”标志着周人的伦理政治取代了商人的神权政治，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人天命观把政治从神界转向人界，认为民意决定天意，顺应天意就要以德治国，体现了敬天修德、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对此孔子十分崇敬，他认为周代比夏商二代皆好，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 .八佾第三》）他明确表示要继承周文化传统，所以孔子使用“天命”概念，并吸取了周文化的敬畏天命、重德修德思想（孔子在《论语 .述而第七》中讲“天生德于予”把“天”与“德”并提，就是明显证明）。第三、和孔子同时且被孔子称道的政治家子产和晏婴皆反对那种把天灾和人祸胡扯在一起的所谓“天道”（这也是当时流行的祝巫们惯用的占卜吉凶的“天道”伎俩），晏婴讲“‘天道’不谄”（《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反对借“天道”谈论人事吉凶问题，这与孔子不语怪神、反对迷信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孔子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将“性”与当时祝巫们爱用的“天道”二字连同使用。

      既然“天命”就是指自然（包括天地人）规律，那么“知天命”即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掌握就很不容易，能够了解、掌握它，当然就是一种君子美德了，因此才会有孔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之说以及“五十而知天命”“可以无大过”之说了。

      孔子在《要》篇中阐明的“知天畏命”的天命观，强调贤明的君子不违背时宿，不逆日月而行，不依靠卜筮来掌握吉凶，只是顺应（遵循）着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这应该就是孔子“知天命”的真諦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天地心”三字，这与“天命”二字实属同义，体现着孔子的伦理精神不仅贯穿其人生之道，也贯穿其天命之道，亦即孔子不仅仅是对人类讲伦理，亦对天地（自然）讲伦理，这正是孔子生态伦理意识的自然流露。

      我们说孔子的“天命”是指自然规律，这在《论语》中亦可找到确证。《论语. 阳货第十七》记载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则记载实际上是对前一则子贡讲“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补充说明。孔子用八个字揭示了天命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正是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规律。这八个字与《要》篇孔子讲的“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是同一种思路，即由“四时”变化想到“万物”生长。这也说明尽管《要》篇经过了孔门弟子和孔门后学的加工修订（当然也窜入了个别晚出材料），但基本思想仍然是孔子的，是研究孔子天道自然观的重要史料。我们说正是因为有《要》篇的出土，才使孔子“知天命”的真諦得以破解，也证明了程颐、朱熹肯定孔子有“天”之至论的不伪。

      孔子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仅体现在“知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畏天命”——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为什么要敬畏天命？天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如四时变化，万物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只有掌握它，春耕播种，才有金秋收成；人们只有适应它，热天降暑，冬日防寒，才能健康不病。如果违背天命，既不能搞好粮食生产，也难以保证人自身健康成长，这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君子必然要敬畏天命了。孔子敬畏天命的思想还不仅仅是讲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将“畏天命”与否，作为一条划分“君子”、“小人”的分界线，要求君子卑以自牧，不做过头事，不讲过头话，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世界的安宁、和平。《中庸》讲“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没有“畏天命”之心，所以肆意妄为，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既敢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敢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人伦丧尽、生态破坏的当今世界一系列所谓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生态危机”现象。由此，可体会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敬畏天命，树立君子人格，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生态平衡的良苦用心。当今社会理应效法孔子敬畏天命的君子人格论，培养自觉遵循天地自然规律的生态伦理意识，这才是治理生态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孔子有了“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身体力行，培养起一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自觉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味大自然化生万物的无限魅力。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对开展生态教育，培养青少年从小热爱大自然，自觉维护大自然的思想意识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孔子“乐山乐水”命题见诸于《论语. 雍也第六》：“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是孔子赞美“知者”和“仁者”的一句话。在孔子看来，“知者”和“仁者”都是有道德修养的人，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仁人志士”。孔子赞美仁人志士的修养功夫，实际上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和广大民众都来做这种

      “知者”和“仁者”。这种“知者”和“仁者”既快乐又长寿，不正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最高境界么？！

      那么，如何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呢？孔子认为首先要淡泊明志，有一种做圣贤君子“不改其乐”的人生志向。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 卫灵公第十五》），颜回就做到了尽管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但因为做圣贤君子的人生志向明确，所以能身处“陋巷”而始终“不改其乐” （《论语. 雍也第六》）。第二、要有“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 学而第一》）的心理自觉，只有心中充满了仁爱之情，才会“乐山乐水”，爱护好山山水水，对水中的鱼、山中的鸟才不会去赶尽杀绝（见《论语. 述而第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而保持一钟“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见《论语. 泰伯第八》）的同情心。第三、通过学习《诗》、《乐》增强欣赏大自然的知识能力和审美意识，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 阳货第十七》）又说“兴于《诗》成于《乐》” （《论语. 泰伯第八》），认为学《诗》可以使想象力和观察力丰富，可以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而学《乐》可以提高修养助人成就事业，所以皆有益于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通过论述如何达到这种与山与水同乐同寿的理想人生境界，孔子揭示了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与做仁人志士、树立高尚君子人格的密切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孔子的人伦道德与生态道德是一致的，做仁人志士与乐山乐水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仁者乐山”命题的提出，是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将“乐山”的生态伦理要求纳入“仁”的范畴体系之中，可以看作是儒家的第一个生态伦理学命题。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后世儒者的道德修养影响极大，如汉儒董仲舒高唱《山川颂》、宋儒周敦颐追求山水之“真境”，他们都实现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人格理想。因此，宋儒程颐在评点孔子这句话时，很有感慨地指出：“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四书集注. 论语集注卷三》）孔子因为自己是一位仁人志士、修养到家（《论语. 述而第七》记载：“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可见孔子日常生活仪态舒缓，体现出一副和颜悦色之贤德气象）所以才能体味个中的真谛——原来仁人志士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乐山乐水”的高尚情怀。孔子把“乐山乐水”与做仁人志士联系起来，作为培养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一项道德行为规范，说明儒家创始人对生态伦理的重视。君子要仁民、爱人、乐山、乐水，这就把生态伦理教育有机地融入到人伦道德教育之中。过去我们只重视孔子“仁民爱人”的人伦道德研究而忽视了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道德研究，这是十分片面的和不应该的。今天随着生态伦理学的蓬勃兴起，深入挖掘孔子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思想，自觉地将生态道德教育与人伦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际上视“乐山乐水”的大自然为一种优美的人生境界，也体现在孔子“吾与点也”的思想论述之中。据《论语. 先进第十一》记载，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谈人生志向和理想时，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即：春夏之交，春天的农事已做完，与五六位成年人和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河边洗个澡，上舞雩台吹吹风，一路上唱着歌儿回来（译文“莫春”采皇侃疏，用既适于农事且符合北方气候的夏历作依据译为“春夏之交”，“春服”据《尔雅.释诂上》“服，事也”释为“春事”）。孔子听后赞叹道：“吾与点也！”即我赞同曾点的看法。为什么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治理国家的看法不屑一顾，而对曾点热爱大自然的看法却如此赞叹呢？这就是因为曾点的理想主义（曾点追求人间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二者相统一的社会理想主义，这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的讲话可体现出来。曾点是与冠者、童子们一起享受山水之乐而非一人独享，这才是真正的“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的高尚理想情怀），与孔子主张培养“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的高尚理想情怀是一致的。孔子要培养的是既有仁者胸怀又能治世的理想君子人才，这种人才仅仅能治世是不够的，必须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将人间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去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公冶长第五》）的儒家社会理想。应该说，孔子这种理想人才教育思想是相当有远见的。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和一些单位的领导者缺乏“乐山乐水”的仁者情怀，追求眼前利益，不管子孙后代死活，乱用地球资源，违背生态道德（特别是代际伦理道德），造成了一方面经济空前繁荣、国力强大，但另一方面环境问题严重、生态危机四伏的“二律背反”局面，这是十分可怕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山山水水都是全人类共享的不可再生资源，如果再不加强“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教育，恐怕要不了多久，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到时候人类的命运如何也就不言而自明了。所以赶在“灭顶之灾”降临之前，弘扬孔子“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道德教育思想，实在是最明智之举了。我们说，只要从现在做起从我们每个人做起，自觉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地球和人类还是有希望和平发展下去的。让我们早日醒悟起来吧！

      三、“弋不射宿”的生态资源节用观

      孔子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因而他对山中的鸟、水中的鱼都能持一种节用态度，反对乱捕乱杀。《论语. 述而第七》记录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孔子捕鱼用钓竿而不用网，用带生丝的箭射鸟却不射杀巢宿的鸟。这里揭示了孔子的生态资源节用观。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时的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是相当丰富的，老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捕鱼狩猎是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孔子去河边钓鱼和山上射鸟正是参加劳动、维持基本生活的表现，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捕杀野生动物问题。

      为什么孔子主张用竹竿钓鱼不用绳网捕鱼，用带生丝的箭射鸟却不射杀巢宿的鸟？这是因为用绳网捕鱼可对鱼儿一网打尽，无论大小；射杀巢宿的鸟也会大大小小一巢打尽。这样一来就破坏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会造成资源枯竭，也会阻塞老百姓的靠捕鱼狩猎为生的生存之道，是一种不仁的行径，所以孔子加以反对。当然，这种生态资源节用观也体现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 学而第一》），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而反对毁灭野生资源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对可再生资源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统治者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 学而第一》）即治理千乘之国，必须严肃对待，诚信无欺，节用资源，爱护众人，用工不违农时（这里，“人”与“民”并用，前者泛指，后者专指，并非“人”就一定指“大人”，不然何必不直接讲“爱大人”呢？至于“民”与“时”即农时并用，显然专指农民）。可见，敬事、诚信、节用、爱人都是同一个层次的道德范畴，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 （《论语. 尧曰第二十》）即君子给人民好处自己却节用而不浪费，作为“五美”（五种美德）之首，这表面上是对君子而言，实际上也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当然，孔子亦将节用作为仁人君子日常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导。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论语. 学而第一》）即君子吃饭不要求太饱，居住不要求安乐舒适。为什么要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呢？因为饮食太饱势必多消费粮食，居住太舒适势必耗费过多的土地空间和建筑材料，这都是没有做到节用，故为君子所不取。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 （《论语. 里仁第四》）因为节约而犯过错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孔子又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 （《论语. 述而第七》）奢侈就显得不恭顺，俭朴就显得简陋；与其不恭顺，宁可简陋。孔子主张节俭，反对奢侈，哪怕别人说自己简陋亦无妨。本来“礼”是儒家很看重的，但孔子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的主张（见《论语 .八佾第三》），认为就一般的礼仪来说，与其奢侈浪费，宁可俭朴一些好。孔子讲节用俭朴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讲，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据《论语. 子罕第九》记载，一次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对他说：“那个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即有君子住在那里，哪来的简陋呢？他赞扬自己那位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 雍也第六》）这正是对“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最好注脚。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生活俭朴、节用资源，讲究内在的道德修养、君子人格，不追求外在的生活奢侈、豪华气派。因为他自己出身贫贱，知道民众疾苦，他讲“俭，吾从众”（《论语. 子罕第九》），既然大家都这样俭省，我也应该跟大家一样节俭，这说明孔子的确是一个节俭意识很强的思想家。他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直接可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减少民众疾苦，维持日常生活，以及生态资源保护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今天，虽然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生态节用消费观。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这应当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一条生态伦理规范。我们说当今世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与人类自身过多地追求高消费，不注意节用，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大家都能发扬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 述而第七》）的生态消费理念，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节俭而又其乐无穷地生活，那么就会给我们这个地球节省更多的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试问，这岂不也是“乐亦在其中”的事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