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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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发展有继承、有创新。文化为精神之事物，故其继承与创新乃表现为一生命连续性中的日新日化。反省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化状况，我们常常感到，其中“求实”的精神与“创新”的意识似显过强。此源于文化阐释中“自我中心”的功利态度和所谓“客观研究”的认知性立场，它伴随以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导致了一种历史意识的缺乏和文化上的断裂性。中国现代以来文化发展中人文资源积累和建设性的不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文化本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1]通过经典的阐释以表达思想，温故知新，乃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式。这个经典解释传统，实本自于孔子。孔子于华夏文化，有一种极强的生命担当意识；而其对此文化之开新，却取一“述而不作”或以述为作之态度。观孔子此“述作”之意，其核心即一强调文化生命历史连续性的文化阐释原则。此一文化阐释原则，就现代中国文化意识的现状言，似有其很特殊的现实意义。

　　《论语·述而篇》记孔子的话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谓“传旧”，“作”谓“创始”。[2]关于这“述”“作”之内容，旧注大致从两个角度来说，一说指礼乐的创制；一说指六艺之事。[3]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若从孔子整个思想来看，我以为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八字，实表现了孔子的一种文化关怀，其视野在整个文化，包括上述二说之内容但不局限于此。同时，“述作”这一角度，又体现着一种文化阐释的意义。西方一些人文学者用“连续性”和“突破性”两个概念来表征中西方在文明起源上的不同特征，这个“连续性”与“生命存在的整体性”的观念相关。[4]可以说，“生命整体的连续性”，既表现了孔子强调文化之历史继承性的文化意识，同时亦表达了他对文化阐释的一种原则性要求。

　　孔子此语，包涵两个方面的内容：述作与好古。我们先来谈“述而不作”。

　　孔子的时代，周室衰微，礼乐诗书废缺。孔子为振起华夏文明，上下搜讨，对三代历史文化典籍进行过一番整理删修的工作。其于文献上的表现，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六经”。孔子以六艺教人。六艺即六经。孔子于《诗》、《书》、《礼》、《乐》所做的是搜讨、编辑、整理、删修的工作，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孔子之“论次《诗》、《书》，修起《礼》、《乐》”。【5】这是“述”，不是“作”。

　　《易》与《春秋》，在孔子所传六经中地位有所不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仅七十有二人，说明《易》与《春秋》在孔门为高深一等的教典。孔子特别注重《易》和《春秋》，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又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7】可知孔子对二书用力之勤，寄托之深。孔子晚年尤其重视《周易》，对之作了深入的研究。《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帛书《易传·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都说明了这一点。

　　后人讲孔子于《易》和《春秋》是“作”。不过，这个“作”，不同于今人所谓的著作之“作”。《春秋》本为鲁史，孔子因之以表达其政治伦理思想。《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又《太史公自序》记孔子论其作《春秋》之意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知孔子对《春秋》所做的工作是“修”而不是今人所谓的著作。《易经》为周人之旧，孔子为之作《传》，即今所存《十翼》。《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所包含的周人宇宙观和生活之道，赖孔子《易传》得以显豁，孔子之“性与天道”的思想，亦藉此得以表达。【8】同时，孔门所传《易传》，亦有所本。据史书记载，周史掌《易》，本包括有如《易象》之类的解《易》文献，孔子之《易传》，当与其有渊源关系。【9】所以我们说，孔子于《易》所做的工作是“赞”而非今人所谓的著作。  

　　但是我们要注意，孔子的“述而不作”，与其“信而好古”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这表明，“述而不作”并非一种单纯形式性的、方法学上的观念。换言之，在“信而好古”的前提下，“述而不作”具有着文化阐释原则的意义。

　　下面，我们就来谈“信而好古”的问题。

　　西方人文学者讲“轴心时代”或“哲学的突破”，以孔子、老子为中国文明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但我们要强调，孔子、老子之确立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精神方向，对其前史并非表现为一种“突破”性的异军突起，而是重在其内在精神和生命的连续。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中“好古”和“复古”的观念，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孔子之“述而不作”，并非为述而述；此“述而不作”的前提是“信而好古”。“好古”、“复古”，是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一个一贯的历史文化观念。孔子自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并以恢复三代尤其西周礼文制度为己任。其论为邦之道，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其言文化，则以周德为“至德”，以继承“周文”为其理想：“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泰伯》）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孔子之“好古”、重古，实质上并非如今人所批评的“拉历史倒车”，而是表达了一种历史文化发展的观念。质言之，这“好古”、重古，其旨在寻求贯通古今的“一贯之道”，以整合和再建古初以来的文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