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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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我，以宰为氏，讳予，字子我，春秋末鲁国人。生于孔元三十年（西元前522年），卒于孔元九十四年（西元前458年），小孔子二十九岁，在孔子所列的四科之中，他属于“言语”科，而且排名在子贡之前，是“孔门十哲”之一。

　　子我能言善辩，曾从孔子周游列国，游历期间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齐国、楚国。《孔丛子·记义》中记载，宰我出使楚国，楚昭王要送一辆华丽的车子给孔子，宰我说，孔子“言不离道，动不违仁……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此所谓为夫子也。”说孔子对奢侈华丽的东西，以及娱心乱性的音乐，都不会接受的。于是，替孔子拒绝了楚昭王的礼物。孔子得知之后，对宰我表示称赞。

　　对宰我的认识，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关于《论语·阳货》中的宰我说改变“三年之丧”的问题。对此章宰予的做法，有三种解释。一是因为当时三年丧礼不再被人采用，宰予怕礼会失传，才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来引出孔子的责备，是通过孔子对自己的责备来给天下人指明大道。见皇侃疏引缪播语。二是宰予在讨论重新制订礼制的时候，见当时三年丧礼不被采用，认为存其虚名，不如顺从世俗而改成一年丧礼，并非宰予自己想要缩短守丧时间。见钱穆《论语新解》。三是宰予的话是出自本心。如朱子《论语集注》等。其中第一种解释最为可取。“三年之丧”

　　三年之丧，是根据人情制定的，在《礼记·杂记下》中有详细的说法。守丧期间，因为丧父母之痛太深，所以，君子不忍心稻米饭，穿锦绣的衣服，即使听到音乐，不仅不会感到快乐，而且会更增悲痛之情，这本是出于人之常情。假如父母去世，子女却无动于衷，心安理得地去享乐，我们还能说他有仁爱之心吗？把父母去世都不当一回事的人，还能有淳朴之心吗？执政者自己不守三年之丧，是对父母失去仁爱之心；执政者在国内废除三年之丧，是不尊重人情。因此，三年之丧，不是为了守丧而守丧，其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能轻视。因此，不能说孔子的做法是保守。

　　第二，关于“宰予昼寝”的问题。对此的解说很多，一说是白天在卧室里；一说“昼”是“画”意，即粉饰卧室；一说早晨晚起；一说因宰予身体不好所以休息。笔者认为不必如此穿凿。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是懒惰的表现；本来有事却不去做，会耽误了事情。从人的感情来说，谁都有懒惰的可能性，如果自己没有理性来控制，就需要别人来加以督促。懒惰和懈怠一旦成为习惯，就像朽木污墙一样，后悔已晚，到那时再责备还有什么用？人们一般都把这样白天睡觉看作是小事，似乎不必责备，但是，如果不责备的话，对他是有利还是有害呢？这种责备具有督促的作用。人世间总是善于说的多，而言行能够保持一致、说到做到的人少。所以，不能只看一个人如何说就信以为真，更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观察别人是如此，我们自己的言行也应当如此。宰我是孔子弟子，有缺点错误而得到孔子的批评很正常，不必因此而贬低宰我。

　　孔子曾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韩非子·显学》中都记载了类似的话，但是，前者对宰我和子羽（澹台灭明）的品德和才能都是肯定的，后者却是否定的。从唐玄宗开元七年开始，宰我就被列为“孔门十哲”之一，而被请到大成殿中，后来虽然由“十哲”发展成为“四配”、“十二哲”，宰我始终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历代朝廷的祭祀孔子大典中，宰我也享受着配享的待遇；历代执政者和历代先儒，并没有把宰我排斥在孔庙之外。因此，不能由此而贬低宰我。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我后来当了临淄大夫，又说他参与田常作乱而被陈恒所杀，但唐代司马贞疑此说把阚止（亦字子我）当宰我。因此，宰我应该是没有担任过官职的。唐玄宗时，宰我被追封为“齐侯”，宋代追封为“临淄公”，后改称为“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