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的人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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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其多采的生活，丰富的题材，向我们翔实的展示了殷周社会乃至包含远古社会的历史画卷。《诗经》的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多角度的殷周社会历史立体画卷。其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掘的历史文化内容。成为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包孕着深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生活，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而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乡土情结。

　　《诗经》成为具有浓重的乡土情结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对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那殷殷的眷顾故土之恋和思乡怀归之情。周人在其史诗中对祖先英雄的歌颂与赞美，首先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不是这些英雄们如何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这种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乡土情结在周族史诗中和祭祀诗中得到了经典性的表现。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结，培养了周族安分守己，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诗经》中没有一首诗歌颂周民族对外扩张，从不赞美他们探奇猎险和对外扩张精神；也没有一首诗描写撰述独特的异域风物和奇异的海外风光；在周人的文化心理中，不要说象希腊人那样远征特洛伊十年，就是周公东征三年，也让《诗经》诗人难以忍受。

　　正是这种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塑造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所以，《诗经》是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滋养了中华民族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

　　以人为本的诗文精神

　　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象西方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在中国文化中的“天”或“天命”，不是把握在神明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


　　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命运不依靠神的发号施令，而是要靠人自己来把握，是人自身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天命糜常，惟德是辅”，“天命”的眷顾起因于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

　　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略带神话色彩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色彩。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即使在祭祀诗中，周人也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而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并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里，人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也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

　　《诗经》让人看到，在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眇的浪漫色彩，而是一个让人体会到人类自身平凡的伟大的人间世界。所以说，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能象《诗经》那样，早在2500年以前就对人类本身进行如此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上说，《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诗的国度                                                                     
　　与古希腊史诗和戏剧的发达不同，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发达的国度，这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

　　从《诗经》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抒情诗创作一开始就具有普遍性，普及性，是群众性的艺术，即“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从世俗里看社会，从个体中看群体，从际遇中看人生，从现实中看历史，这就是《诗经》所奠定的中国诗歌文化传统。它是以小溪汇成的巨流，以繁花簇成的锦绣，是以个体的平凡所构成的最伟大的群体的艺术。

　　正是这种抒情诗的民族文化传统，使诗歌成为中国人最为喜爱，最为普及，也最具表现力的文学样式，使中国成为一个诗的国度。

Sandervik

都是极好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