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意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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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有一门学问叫“解释学”,解释学,又被称为释义学,诠释学或阐释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研究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第275页)[8],它主要探讨文本的意义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解释学是在西方文本解释实践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古希腊人对荷马和其他诗人作出解释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诠释古代文献的传统。到了中世纪后期,又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经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解释学的理论经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西方哲学家的建构,已颇能解释文本意义产生过程中的许多带规律性的现象。但是任何理论都具有相对性,都不可能是“万金油”,它都有其无法解释的学术盲点,比如,对于《易经》意义的产生,解释学的理论便不能作很周全的解释。解释学最基本的框架便是文本的意义都是读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从文本中抽绎出来的,文本的意义不能外于文本而存在。但是,在易学史向我们展示的《易经》三大意义中,读者只可能从《易经》文本中读出逻辑意义除了文中所提到的观点,王树人先生还将《易经》具有“无限开启的可能指向”因而能对中国文化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称为《易经》具有原创性。他说:就原创文化作为后世文化的源头活水而言, 易经》则是一个典范。《周易》对于后世文化的巨大影响,几乎可以把它看作是启发新文化的一种永恒的酵母。……如果说《周易》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原创性,那么《周易》的思维方式,必定包含有原创性之思。”和天地意义,至于投射意义,读者是无法从《易经》文本中直接读出的,也就是说投射意义是外于《易经》文本而被附到《易经》文本上去的。因此,对于《易经》的投射意义,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易经》何以会有某种投射意义,而是《易经》何以可能接受这种投射意义。《易经》之所以能接受某种意义的投射,说明《易经》肯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我们可以把佛学的意义投射到《易经》上去,但却无法将佛学的意义投射到《圣经》上,这其中所蕴含的差异正是《易经》独特性之所在。可见, 易经》投射意义的产生与其说是解读《易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以《易经》为中介来解读别的文本或以《易经》为“屏幕”来显示别的文本的意义的结果。西方解释学只是告诉我们如何从文本中发掘意义,但是以《易经》解释史为基础的《易经》解释学①除了告诉我们如何从《易经》中发掘意义,还告诉我们如何用《易经》去承载更多的外来投射的意义。《易经》的现代适应性正是在于它的这种承载功能。文本总是过去的文本,它本身的意义总是有时代性的,总是有限的;但是一个文本若能有一种能够不断地接受并承载新的投射意义的机制,那么它就是一个“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本———《易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