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本溯源 撮要撷精：评方勇教授《庄子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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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我应邀到上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看到了方勇教授所撰《庄子纂要》八册（共400万字，学苑出版社），洋洋大观，让我又吃了一惊。近几年来，方勇教授的专著《庄子学史》、主编的《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先后面世，对庄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庄子纂要》的出版，也必将嘉惠学林。

　　我们知道，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注《庄子》者数百家，研究著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庄子》这部书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叶适《庄子》），每一位学习者、研究者对《庄子》都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成果不只保存在历代的庄学著述中，也散见于其它各种典籍甚至诗文当中，亟需有人来梳理、整理、评价。这是我们当前研究《庄子》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有些人搞的研究，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常常凭空臆断，根据自己的“成心”发挥，这个问题方勇教授在《庄子纂要·序》中也指了出来，说“时下治庄，或鱼兔未获而筌蹄已弃，尤多华辞臆说，高谈而不根”。所以，我们要寻“根”，要有一个立论的基础。

　　方勇教授受到游国恩先生《离骚纂义》的启发，集八年之功，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搜辑、整理与庄子学有关的著述，纂成《庄子纂要》。全书八册，前六册为主体部分，后两册附录《庄子诗文序跋汇辑》。《庄子纂要》前六册所收《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清光绪中遵义黎庶昌辑《古逸丛书》所收覆宋本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为底本。从体例来看，《庄子》诸篇前有“解题”，后有“总论”，末附“论文辑目”。这三部分可以说是相互联系，相互发明，而又浑然一体。各篇原文分为若干节，各节原文后依次为“笺注”、“点评”、“分解”、“校勘”；篇末所附“论文辑目”则汇辑了近百年间研究者针对本篇所撰的相关论文。附录《庄子诗文序跋汇辑》二册，以手工检索与计算机检索相结合，从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资料中，辑出有关庄子序跋及诗文，依不同内容及问世先后而次第之，让读者和研究者看到了大量的第一手庄学资料。据统计，该书主要征引书目达到152种，涉及书目更是多达数千种，实可谓广而且博。如果方勇教授没有前期《庄子学史》以及《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的积累，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二千余年的庄学史上，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不管是一种学说，还是一个概念，都有它产生的源头。这个源头在哪里？它的发展演变又如何？这需要做一番扎实的考证工作。从《庄子纂要》征引的文献资料情况看，方勇教授已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对《庄子·逍遥游》这一标题的阐释，方勇在“解题”中，从魏晋至民国，列举了50余家不同的说法，让我们对逍遥义的产生、演变有了一个较为细致的把握。在征引诸家观点后，方勇教授并没有就此止笔，而是以“愚按”的形式，说出了自己见解：“首篇以‘逍遥游’三字名篇，陆德明认为是取其‘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经典释文》）之义。这一解说是正确的。按‘逍遥’一词，早在《诗经·郑风·清人》中就已经出现，与‘翱翔’同义。而《楚辞》中尤为多见……庄子深受南方文化影响，故文中亦常用此词。……总括上述，可知‘逍遥’二字与‘相羊’、‘容与’、‘仿佯’、‘彷徨’等词，或同义并举，或互文见义，乃是闲适自得之貌。所以，庄子所谓‘逍遥游’者，即是《让王》篇所说‘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之意。”当然，这里的解释，有的学者也未必同意即是“逍遥游”的本义，但至少表现出了方勇教授探寻“逍遥游”本义的努力。在《庄子纂要》诸篇中，方勇教授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一直贯穿着，而这正凸显出《庄子纂要》的学术价值。

　　方勇教授编纂的《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共搜辑到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庄子学著作302部。如何从这驳杂的资料中把恰切而精当的内容摘录出来，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是很见学术功力的。我仍以《庄子纂要·逍遥游第一》解题中所征引诸家解释为例。《逍遥游》是《庄子》首篇，涉及庄子学说的重大问题，历来注庄者都予以高度重视，如何从数百家注释中去粗取精、把庄学发展的脉落呈现出来呢？我们现在来看《庄子纂要》，方勇教授一方面注重选取名家、大家的经典阐释，如郭象、陆德明、林希逸等；另一方面，也注重选取一些新颖的、独到的见解，如王树枏、李大防、秦毓鎏等，把庄学史上的诸种观点都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庄子文本来看，三十三篇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讹误，有众多的版本。《庄子纂要》以黎庶昌辑《古逸丛书》本为底本，在“笺注”中又依据《经典释文》所出六朝本、敦煌残卷、日本高山寺古钞本、明正统《道藏》各本等进行了校勘，并且还参照《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和历代学者注释古籍时所引《庄子》原文进行补校。另外，凡底本中属衍文而当删者，或因缺文而当补入者，《庄子纂要》除在“笺注”中用文字说明外，一律在正文中将衍文和缺文加上“〔〕”，以示醒目。底本中有讹误，但不属于衍文或缺文者，则仅在“笺注”中写上校勘说明文字。上述做法，无疑能够使我们全面掌握《庄子》文本的情况，对诸种版本情况也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庄子纂要》中，方勇教授对《庄子》文本的理解还每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如《天道》篇桓公与轮扁的对话，其中有“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世人每以“得心应手”解之，而方教授则认为“以心应手，说明自己的心智尚且不能预知双手的实践活动，更何况想用语言把这一系列实践活动的奥妙之理传授给人家呢？可见，这与后来的成语‘得心应手’，表现为以手从心、以心役手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解释较为独到，似更合乎庄文的原意。对文学《庄子》的阐释，方教授也每有新见，我这里就不一一详谈了。总之，方勇教授《庄子纂要》可以说与其《庄子学史》、《子藏·道家部·庄子卷》是鼎足而三，都是庄学史上的鸿篇巨制，对庄学研究必将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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