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儒士的学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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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春秋时期的产物。今人多以为士就是知识分子，并不确切。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学者解释“二桃杀三士”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曾受到鲁迅的指责，国为死的是三个武士。古代学在官府、痒序学校教授的是贵族子弟，庶民子弟不能接受正规教育，与传统文化——礼乐刑政无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一些贵族破落了，这些有文化的破落子弟流散到民间，间接地传布了文化；庶民中的知识者、才艺者、技巧者，也会力争在社会地位上、政治上的上升。特别是以管仲为相的齐国，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国语·齐语》）的政策，他们就可以上升为士。士是“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相对而言，以今例之，可以称之为城市居民。管仲“制国（都城）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管子·小匡》）农民居住在边鄙的乡间，是完全的体力劳动者；士和工商则都是学有专攻、技有专长，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人群。他们有的能讲学论道，有的能披坚执锐；有的巧言善辩，有的足智多谋。在公室养士，私门也争着养士的形势下，连鸡鸣狗盗之徒都可以混进士的圈子，吃碗清闲饭。所以，士，也可以称为自由职业者。
　　本文所指的儒士，是学习、信奉、传承儒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而且只限于两汉，尤以东汉为主。就这三四百年间，有过多少这样的儒士，无可详考，文献可征的，一是儒士出身的位高禄厚的王侯公卿，二是专治一经或数经，以授徒传经为业，有的被授以博士（相当于教授吧）的衔头，有的也被任以实质性的官职的人。本文的儒士，主要指这第二类人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古人对学术的尊重和治学的严谨，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学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和对文化的促进。
　　胡适说：儒者柔也。说儒者一味柔顺服从，缺少独立自主精神。其实不然，孔子讲礼，但很注重人格的独立。老夫子就颇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势人格。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甚至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些是他的育人标准，也可以说是以身作则的夫子自道。试看他的传人对暴政的愤恨和捍卫学术的无畏精神：《史记·儒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文质彬彬的儒生，背着职业道具投身真正的农奴起义，以暴力的武器对付残民的暴君嬴秦氏，完全符合孔子以直报怨的主张。司马迁于此深有感触，评论说：“陈涉起匹夫……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我特别欣赏这“积怨”二字，任你什么不可一世的暴政和暴君，积怨太多，是必然要粉碎的，因为被残害的人民已下定决心“予及汝偕亡”，世人都活不下去，你还能活得好？这一段史实，体现了儒学精神的一面。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其最突出的事业在教育。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他自许的优点是学不厌，教不倦。寥寥六个字，概括了老夫子最可贵的学者品质，仅这一点，就可以称万世师表而当之无愧。这是儒学的传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历代儒家都恪守而光大之。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古代经典文本的复制十分不容易，通常只有经文，而无注疏，春秋三传之所以有文本，是因为已经分别成一家之说，上升到经的地位，所以先后都由政府设立了专业教授——博士。因此，儒士教授生徒，识文断句，读诵经文，有本可循，至于经文的义理，相关的典章制度，故事人物，全是言传口授，代代传承，一家之秘，不予示人。这就成了家法。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但精髓为经师所掌握，从不公开发表，非传人不得而知。所以古代学术特别注重师传，言不称师，即是背叛，不齿于学人。四十年前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书中多见“本师章氏”字样，小子无知，目之为迂。今方知其为诚笃君子。也算养儿才知父母恩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学生，有几个记得老师的？
　　言规正传，汉代儒生治五经及学术传承，举例言之。“丁宽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丁宽专治周易，先受田何易学，尽得其传，使得老师赞叹。但同为易学，还别有师传，周王孙所传易之古义，就是其一。丁宽受两家之传，颇能比较是非，融会贯通，断以已意，“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与一般承传一家之说的儒士相比，丁宽是幸运的，特殊的。他不拘泥，敢接受，有识见，从而有创获。谁说古代儒生都是墨守成规的迂夫子呢？不仅此也，其人才兼文武，“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拒吴楚，号丁将军。”能治经又能治军，可以称为最早的儒将罢。在易学发展史上，丁宽是个重要人物，“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刘昆，“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二十二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这位易学传人，因其“多聚徒众，私行大礼”王莽担心他有僭上之心，将其逮捕下狱，累及家属。王莽篡权失败，才免于难。在天下大乱之时，隐居不仕，教授生徒，是位以传道授业为职志的典型的儒士。
　　洼丹，“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虽遭乱世，不废学业，“建武初为博士，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崇之，称为大儒。”
　　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
　　孙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一人兼习二经，学问渊博，很受人的尊崇，“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
　　杨政，“从代郡范生受梁丘易，善说经书……教授数百人。”
　　张典，“习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举孝廉，为郎，谢病去，复归聚徒……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
　　戴凭，“习京氏易”，是一位博学通经，以特殊的行事引起光武帝刘秀注意的儒士，仅举一例：“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儒士们在皇帝面前议论经学，辩难质疑，颇有点儒学民主的意味，皇帝也不自命聪明天纵，独断一切，让学者们通过平等争论以明是非，用胜者夺负者之席的方式以示奖惩。不用武器的批判，不损人格，不伤大雅，寓学问于娱乐，不是史有明证，我们能想象这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学术气氛吗？可见当时的学术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是武帝之前无专治儒家经典的博士，更不是武帝之前无博士，而是直至武帝之时，儒家的五部经典才遍置博士。博士专治一经，兼治他经的不多，如上述诸儒，研治经典，教授生徒辄数百人，当了博士所教的为有限额的博士弟子了。
　　治尚书的。欧阳生从伏生受尚书，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博士，至“歙，八世皆为博士，……歙在郡，教授数百人。”
　　牟长“少习欧阳尚书，……。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本之欧阳氏，俗号牟氏章句。……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
　　尹敏，“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确是个“博通经记”的儒士，因其笃守其学、不信图谶而不受迷信图谶的刘秀赏识。
　　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明经，举孝廉，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
　　孙僖“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其次子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像欧阳氏一样，成了尚书世家，子孙世继其业。
　　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千余人。”
　　治诗的。“鲁人申公，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白受诗。……归鲁，退居家教授，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授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这是一位很严谨的学者，笃守师法，其教“亡传”，颜师古解释说是“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疑者则阙弗传，”不强作解人，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慎重态度。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这位诗经博士笃信儒家尧舜揖让，汤武征诛的历史评判，曾“与黄生争论于上(汉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双方都是徒托空言，泛论纲纪，是非难定。但论史应有鉴于今，古今一理。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这一引申，接触到汉家政权的合法性。为黄生计，也可以说：“必若云，人皆可以借受命之名而犯上耶？”问题的答案确属两难，好在刘秀比较英明，不给人戴以古非今，恶毒攻击的罪名，不了了之。“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韩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韩诗外传》流传至今，为一家之言。“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
　　魏应，“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伏黯“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因无子，以兄之子伏恭为后，恭少传黯学，以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为二十万言。”
　　任末，“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
　　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教授常数百人。”
　　杜抚“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沈静乐道，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
　　杨仁，“建武中诣京师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
　　赵晔“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这位赵晔，可以说是笃学尊师的典范，因此，学术成就很可观，“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赵的家乡)，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之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东汉集诗学大成的，数东海卫宏。先是“九江谢曼卿善说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治春秋的。齐人胡母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崇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称得上德业俱尊的一代宗师，年老犹执教不倦，广育人才，弟子中的翘楚就有后来的丞相公孙弘。
　　广川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眭孟传公羊春秋，弟子百余，其中两位高材：一个叫严彭祖，一个是眭孟姊子颜安乐。二人“质问疑谊各持已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春秋有颜、严之学。彭祖为宣帝博士。
　　山阳人丁恭，“习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
　　汝南人钟兴“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
　　北海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
　　陈留楼望“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
　　豫章陈曾“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
　　河内张玄“少习严氏春秋，兼通数家之法，清静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各择所安，诸儒皆服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扶风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知名太学。……常避世教授，门徒数百。”
　　任城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以为谷梁、左氏二传都属不可救药无所用之废物，惟公羊一家之说，如墨家守城，坚不可摧。
　　武帝时治春秋的有两位大学者，一位是瑕丘江公，一位是董仲舒。“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足见学术的兴盛，大赖于政治上的扶持。“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擢千秋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悯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肖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大盛。”政治人物的地方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学派的盛衰，可见矣。
汉初治左氏春秋的是北平侯张苍和梁太傅贾谊，贾谊作有《左氏传训》，不传。至王莽之世，“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和刘歆。”
　　河南荥阳服虔“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
　　颖容“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
　　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专家以外，还该提到两位博通的儒士，一位是汝南许慎，“少博学经籍，……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一位是汝南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东汉儒学集大成者是郑玄。玄受业于太学，师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自以为山东没有可以为师的人，于是入关师事扶风马融，“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老学生教授新学生，郑玄在其门下三年，没能见到老师一面。但他学问渊博，“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治学不囿于儒业，兼容道家；不限于经典，包含艺文。郑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年届六十，“弟子河内赵尚等自远方至者数千。”
　　综上所述，可见两汉儒士对其一家学术的传承，作了艰苦的努力，恪守家法而不拘泥，有所发展，有所著述，为捍卫一家之言，不顾个人利害，党同伐异，辩论质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汉代，政治对于文化学术的干预控制，还是比较宽松的。儒士在普及学术文化方面作贡献。两汉儒士成了博士，专治一经，只表明他精研此经，并非于此外的儒家经典并不了然，只表明他是以该经教授于大学，并非他在此之前后的教授生徒也只教此一经。用现代学制比拟，可以说易、书、诗、礼、乐、春秋所谓“六艺”乃是大学课程。郡国乡聚，另有教授中学、小学课程者。王国维说：“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是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以一师专授者，亦有由经师兼授者……但有授《论语》、《孝经》、小学而不受一经者，无授一经而不先授《论语》、《孝经》者。”（《汉魏博士考》）博士弟子是有定额的，学童和生徒则不定员，动辄十百人数千人不等。儒士们博教于民，　　启发民智，促进文明进步，真是功不可没。而许慎和蔡玄二位，正是儒学的提高和普及两方面代表人物。

　　两汉儒士的操行风范

　　儒学是治世之学，治世以个人修身为本。修身重在力行，不尚空谈。孔子说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说得好听，不如做得扎实。儒学之士，大都恪遵师训，砥砺操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了学道，艰苦不足惧；为了卫道，更无所畏，“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史记》卷一二一）。这位老先生，性格同其名一致，像花岗石般坚固，面对皇太后，不阿谀奉承，说太后所信　　奉的学说是僮隶之言。恶毒攻击，太后能不震怒么。还好，太后的处罚有幸免于死的可能性，加上景帝暗中维护，给他锋利的刀子，一刀毙豕，免于被豕咬死，两千年后，我还为辕固庆幸，为他自豪。
　　严彭祖为宣帝博士，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为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竟以太傅官终。”太傅是候补皇帝的直接老师，名分是很尊崇的，但没有行政实权，与宰相相比，含金量差到不可同日而语。这位“或”先生也许颇有背景，故意向他透风：你识相点，走走后门，疏通疏通，当宰相不难。严夫子却恪守经术，不从俗苟求富贵，以致他当不了宰相，“或”先生及其后台也不曾在他身上捞得点什么。盖时有今古，人心同然。以今例古，我这揣测之辞。虽不中，不远矣。
王莽之世有刘昆，教授数百弟子，“每春秋饷射常备列典礼，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行礼仪都没有礼器，搞一套小孩拌家家的代用品。大概弄得很认真，县老爷带上手下人都前往参观。这本是一种礼仪演习，却招来大祸，“王莽以昆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聚徒是搞小集团，为当局所忌，行大礼更是现行反皇帝，自然诛及家属。幸而王莽篡汉未成，刘坤得免于全家被杀。随即赤眉起义，天下大乱，刘昆逃到河南负犊山中，“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老儒士以教授为业，视名利如浮云。但他这德高学富的名声却传到最高刘秀那里，逃无可逃，被任命为江陵令，后徙弘农，以至当到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老实人一个。既然满世界都传你在任上，连年火灾，你向天叩拜，从而降雨止风；因虎为害，你行政三年，虎负子渡过河去，已经传到皇帝耳中，你何不借机生发，归功于英明领导，借以歌颂一番，以博皇恩荣宠。刘先生一副书呆相，实话实说。刘秀真个聪明，“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十余人。”算是看出了老先生的人品价值。
　　这样潜心学术，轻视功名的儒士，所在多有：洼丹“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任安“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称疾不就”。孙期 “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司徒黄琬特辟不行。”孔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新建大尹，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为了信道守志，不肯做官，甚至不惜与老朋友分手。杨伦“郡礼请，三府并辟，公车征皆不就。”高羽“以信行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赵晔“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这是陶渊明先辈模范。“耻于厮役”，“不为米折腰”，先后辉映。因其学术不及陶的文学成就，所以其高行虽在陶之前却鲜为人知。丁恭“州郡请名不应”。楼望“赵节王栩（刘秀的堂弟）闻其高名，遣使赍玉帛请以为师，望不受。”何休“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辞病而去，不仕州郡。“郑玄少时不乐为吏，父怒之，不能禁。”学成之后，曾因党事被禁锢，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威，不敢违意，遂迫协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邀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何进，袁绍是两个大将军，对郑玄礼遇有加，郑玄却不为所动。应劭也是有些学问的人，因其貌恭而心有骄气，所以郑玄轻轻敲了他一记。这都是一些献身学术，研究儒经，发展儒学，传道授徒，普及儒学，以此为终身目标，有做官的机会而不肯或不屑抑或真实不会做官的人。在当今人间世，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以现今一切取决于权和钱的俗眼光看来，是儒学误了他们。但是，不管为毁为誉，二千年后，我们还记得这些人。
儒者也不是一味清高，不事王侯尚尚其事。他们做了官就勤政爱民，清廉自守。欧阳地余，“元帝即位，地余为侍中，贵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母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清廉洁著，可以自成。’及地余死，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其子不受。天子闻而嘉之。”儒者子孙都是诚信君子，不谋钱财，名正言顺的赙仪尚且不受，会想到请婚宴，乔迁宴，生子宴，状元宴，升官宴……来敛财么？这还只能是消极的洁身自好。积极的以国事为重，不顾个人利害的也大有人在。
　　安帝时的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管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暮夜碎金，成为千古佳话，比之当今受红包、吃回扣、暗箱操作、大捞钱财的贪官污吏，其操守之高下，相去几何？

　　顺帝时的宋登，因其“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典律，转拜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权臣之可恶在于以权谋私，可畏在于其有权；宋登之敢抑权臣在于有胆识，苟利国家，无所畏惧。孔僖的次子季彦，守其家业，习春秋，“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向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盛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东汉一代，外立者四帝（安帝、质帝、桓帝、灵帝），临朝者六后（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闫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安帝虽称尊而权归邓氏，令出房帷，威不逮远。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直斥“贵臣擅权，母后党盛”，冒着多大危险。“左右皆恶之”，是自然而必然的。
　　《论语》首章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朋友一伦高度重视，认为朋友是每个人进德修业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被称为宗圣的这位曾子，“日三省吾身”，其中一个自省项目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信：诚实不欺，恪守然诺。
　　儒士杨政，曾从范升受梁丘易，“范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穿耳，抱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犹不退。哀泣辞请，有哀帝心，”范升得免罪，杨政因这件事而声名大显。姑不问其时婚姻制度三娶是否违禁，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共识之下，是能得到社会的宽容的。皇帝还是个有人情人性的人，面对杨政为其师冒死哀请的这种情义，他恩准了，而且不以惊驾治罪，还算个明白人。杨政从而显名，足见得到社会的认同。
　　尚书博士欧阳歙“坐在汝南藏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藏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真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不论什么博士，什么司徒的。这千多个求情者纯属多事。但如十七岁的礼震，以拯救绝学为出发点，以杀身为代价，那就情有可原，甚至可感—感天地泣鬼神了。历代津津乐道的孝女缇萦，也仅是愿入宫为奴婢以身赎其父罪，与礼震愿杀身以赎师罪相比，就太不足道了。
　　郑玄逝世，“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学生们躬执孝子之礼，以表示对老师极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情意。更重要的继承老师的事业，整理老师的著作，“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帝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师生之间，过去以拟父子，我则归入朋友一伦。杨政、礼震的义举，比之游侠义士为朋友两肋插刀，毫不逊色，这也是教师的成功和荣誉。我　　尝想，以往的教师是圣人，譬如蜡烛；文革及其后的教师是仆人，譬如手杖；开放以来的一些教师，八面应酬，左右为难，不得不做商人。
　　博士包咸，“宪宗以咸有师傅恩（曾在其为太子时授之《论语》）而素清苦，尝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朋友有分财之义，况师生之间乎。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本是儒者的作风。而人间的有些情义，不是物质财富能体现的，也不是可以用通货来计量的。任末的“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这是儒家的本分：“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后来任末的老师逝世，他奔丧途中，竟染重病，不起，“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其侄是否将他安葬在其师墓侧，不得而知。单讲任末对老师的这份深情，死而不已。“死而有知，灵魂不惭”，世间有比这更感人的真话么？《后汉书·李膺传》：“膺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史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李膺犯罪株连门生、故吏及其父兄，景毅之子是李膺学生，因未上名册不被追究。景毅却主动承认，真是重情重义，临难不苟免的大丈夫。
　　钟兴，“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知徒莫如师，丁恭举徒不避嫌。因为所举得人，钟兴奉诏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及宗室诸候，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邪？’兴曰：‘臣师丁恭。’于是复封恭，兴固辞不受爵。”教师教育学生成材。且举荐学生得大用；学生得大用成功，受高爵厚禄，不忘其师。有其师必有其徒。丁恭是不少的，钟兴就很难得了。这才成为佳话，所谓相得益彰也。楼望不受王府玉帛之请，教授生徒著录九千人，及卒，“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者以为荣”。古代交通不便，跋涉艰难，几千人会集将历多少辛苦。古人尊师重教的淳厚风范，于此可见。
　　然而事未可一概而论。朋友之间，师徒之间，尔诈我虞，以怨报德的事也是难免的。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其人轻薄，好自称誉。“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为耀。”孟喜用谎言达到自炫的目的。但其同窗梁丘贺疏通（犹言分别也）证明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喜家乡），安得此事？”孟喜失信于儒林。消息传到最高，本有资格补博士缺的孟喜，也不被任用了。易学家高相之子高康“以明易为郎”，“及王莽居摄，东都太守翟让谋举兵诛莽，康候知东都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日翟让起兵，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姑不论其上书的用意在向新朝邀功之是非，只论出了事就往教师身上推，还算得个“士”吗？其卑劣固不待言。高康亦有责任，居然教出这样的人来，真可谓咎由自取。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话是不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其为太子时，其父“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汉书》记得更详明：“戊与吴通谋，二人（申公，白生）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杆臼碓舂于市。”刘颁说“胥靡说文作缗縻，谓拘缚之也。”这样对待教师，真史无前例。这位劣徒随吴王谋反，兵败之后自杀，也算有点血性。从另一方面看，可以叫恶有恶报，因其贵为王侯，有优越感，无视道德伦理，一般百姓不会这般不顾师道尊严的。
　　汉武帝尊崇儒学，是以之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并不统一思想，要求舆论一律而禁锢百家，甚至对百家进行武器的批判。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传播，实为武帝之大功，岂可以之与毁灭文化的赢政相提并论？刘邦马上得天下，可说全无文采。惠帝除挟书之律，但民间藏书者心有余悸，末敢公开。至武帝之世。六艺之文，诸子之作，兼收于秘府。倘使武帝以降严禁学人研习百家，就不会有刘向父子校书从而编出最早的书目《七略》，史籍上也不曾有过因习异端而获罪的事。“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末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探求阙文。”在那文明程度不高的时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受到尊重，儒士受到社会的崇敬和政府的礼遇。
　　即如上述被楚王戊恩将仇报的申公，回鲁居家教授，其弟子王藏和赵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言其师申公，于是皇帝“使使束帛加壁，安车以蒲果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可谓照顾周到，体贴入微。刘昆年老，求退休还乡，“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包咸“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魏应“肃宗甚重之，数进见论难于前，特受赏赐。”最高统治者对儒士的尊崇，其实就是鼓励推进儒学的举措。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民间自然会受其影响，形成风气。任安精研易学，兼通数经，“时人称曰：‘欲知仲桓向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定租，任安字也。杨政善说经书，“时人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子行其字也。戴凭在正旦朝贺百僚毕会之时，在皇帝面前与群臣诘难经义，驳倒五十余人，“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召驯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名于乡里“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许慎博通经籍，“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这些口碑，具体是对一个儒士的赞扬，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以下两件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包咸是习鲁诗和论语的儒士。“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孙期习京易氏和古文尚书，家庭贫穷，奉养寡母特别孝顺，以牧为业，地方上颇有好名声，“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郑玄建安九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后汉书·郑玄传》），赤眉黄巾之类所谓农民起义，几万几十万人过州闯县，不抢百姓他们吃什么？但他们心理还正常，不属于迫害狂之类，也不仇视知识分子，反而格外尊重。两位儒士叨古人质朴的光，幸免于难。这也反映了世风之一斑。
　　孟子说过：“人言不如人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人言，即使是哲言妙语，至理高论。从教育的功效上说，总显得抽象空洞，能使人明白但不能使人感动。而人声，指人的声誉，即人的道德，节操，事功，特行的社会效应，这一切得到社会的认同，受到世人的普遍崇敬，成为众人取法的楷模，就有一种巨大的教育感染作用。扩而充之，成为社会风气，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就是无言之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善教实有赖于善政之倡导、扶持，从而达到养育人才，移风易俗的目的。人才关系着礼乐行政，风俗影响着社会安宁。如此说来，良好的教育正是良好的政治的一部分，完全合乎古训：“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这个角度说，两汉儒士传承学术，普及文化的实践中所养成的勤勉精神、高洁品质、崇高的人格节操、诚信的友情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还是值得记取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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