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狗》与“哗众取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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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现在，“哗众取辱”的人越来越多了。想在一个“自我媒介”的时代引起关注，最便捷的莫过于“哗众”。至于通过“哗众”取来的是宠是辱，就无足轻重了。

　　去年年底，在《读书》岁末的小聚上遇到李零先生。当时于丹正热，闲聊时不免谈及。自然也谈到李先生将要出版的《论语》注本。李先生说要以《丧家狗》为题，还以为是有激而发的玩笑话，一笑置之。不成想，竟真地以此为书名了。

　　我不怀疑李先生这样做的初衷：并非为了“哗众”，而是要给崇圣心态降温。但从实际的效果看，李先生此举不仅哗了众，而且取了辱。而真正能辱没李先生的，其实不是批判者或漫骂者，而是李先生的追捧者和辩护者。我不知道李先生在浏览那些追捧者和辩护者的文字时，是否会不安，进而“其颡有泚”。如果有，那一定如孟子所说：“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而达诸面目者也”。

　　身处异邦，无缘拜读李先生的大著。但从网上各种引证的文字及李先生的自辩中，可以看到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处颇多。比如，李先生认为孔子是靠学生出的名。孔子身后的名声与其弟子的阐扬有关，这无可否认。但说孔子靠学生出名，这从考据上怕也说不过去吧。若说孔子生前的名声靠学生赚得，那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十七岁时，孟釐子已于临终前嘱其子弟从学于孔子，那时他的弟子在哪儿？孔子五十仕于鲁，“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于孔子声名宣扬最力的子贡，当时只有十九岁，究竟谁靠谁出名（即使以最小人的心理度之）？孔子死后，弟子尊崇不衰，这是事实。《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

　　但李先生为什么不想想其弟子如此推尊孔子的原因究竟何在。为名？为利？抑孔子实有盛德足以感之？以子贡为例。《论语·子张篇》载：“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又“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絶也，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以子贡之才德，当时已有人怀疑其贤于孔子。如欲求名，大可不必推尊孔子。而孔子死后，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图利更无从谈起了吧！要理解这中间的原由，恐怕还是得回到太史公的议论上来：“诗有之：‘髙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读过《史记·孔子世家》的人，对于“丧家之狗”一段应该都不陌生：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顶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在这个语境里，任谁都该看得出其中的玩笑意味来。用师弟间的幽默来盖棺定论一个人，不仅学术上太不严谨，也显得殊无趣味。

　　当然，李先生可以用“精神家园”之类的“深刻”言论对“丧家狗”做有异于流俗的解释。然而，“丧家狗”这个词一旦脱离了原本的语境，开始为当下的日常语义所左右，则其中原有的意味即已荡然无存，徒见其狰狞、险恶了。用它来指称任何人，都将是一种侮辱。以此作为孔子一生的象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恐怕是再“高明”的“过度诠释”，也无法消除和改变的。

　　《易》曰：“修辞立其诚”。先生如此著书，于己心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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