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勤：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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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可是，到了近代，儒学却连连遭到批判，其地位和影响不断削弱、衰微，最终失去主流、统治地位，被边缘化。这是中国儒学发展、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如何看待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关系着对儒学的理解和认识，也关系着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应怎样对待儒学。


　　社会变革文化转型


　　儒学的衰微其实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与中国近代化的展开、古代社会的解体基本同步，其历史必然性不言而喻。不同性质的社会变革一旦在中国展开，文化革新就相应提上了日程，就势必要不断触动传统儒学，以致最终否定它的神圣地位。在变革过程中，中国古代社会结构逐步解体，儒学也势必随之同步衰微。近代批儒批孔，既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


　　近代的批儒批孔始终是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封建等级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新学家之所以先后起而批儒批孔，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不只是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维护者，还是它的理论辩护者。这便是所谓“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一旦儒学遭到猛烈抨击，其神圣性逐步丧失，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也就失去了理论支柱，发生严重动摇。同时，近代变革者、新学家对以三纲为核心的旧礼教也展开了持续而猛烈的批判。三纲解体，精神枷锁被打破，有力地促进了封建专制制度、等级制度的瓦解和人的解放。


　　而对儒学自身的存在与转化而言，近代的批儒批孔也未必不是好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儒学而言，近代新学家们对它的批评，可以说起到了“排毒”、“去污”的作用，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净化”工作。这对后来人们全面认识儒学、更加深入地研究儒学，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对儒学的转化来说，这种净化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儒学才有了“开新”的可能。


　　中国近代对儒学和孔子的批评总体而言具有历史合理性。但这场思想文化斗争也存在一些偏失。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乃至文化革新是由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而生的，旨在救亡图存，谋求民族振兴。因此，引发的批儒批孔始终带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性，而主要不是文化批判。近代批判者们是将孔子作为封建专制制度、旧礼教的代表、符号和象征批判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要让孔子和儒学来承担封建专制、旧礼教的种种罪恶。这样的批判过于简单，甚至带有情绪化。而这同当时流行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即强调中与西、新与旧“水火不相容”，两者只能“存其一，废其一”。既然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学习西方，那么就只能“废孔学”，抛弃中国传统文化。


　　批判继承不走极端


　　产生和流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儒学，无疑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近代的变革者、新学家正确揭示了这种历史局限性，指出儒家的诸多宗旨、观念、信条、大经大法并不是亘古不变、神圣永恒的真理和准则，这是他们的重要理论贡献。不过，他们对儒学的批判，因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普遍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并未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剖析。因此，近代的批儒批孔虽然轰轰烈烈，但对儒学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如礼让、诚信、利他等并未作深入剖析和清理。而对传统儒学经过长期积淀、渗入国人心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层面的消极影响，有的尚未触及，仍留有“死角”。因此，对传统儒学继续作深入清理依然是我们今天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儒学诞生、发展于古老的中华大地，是中华先哲基于中国国情（自然的、社会的），解决中国问题，满足中国需要而作的理论提炼和创造。这种根植、发展于中华本土的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情感、智慧、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超越。这种自我更新无疑离不开本土民族文化之根。


　　传统儒学具有多重意蕴和价值，对今天的社会需要、时代需要而言，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又有负面的消极影响。因此，有人视儒学为“历史包袱”，以为只有甩掉它才能实现中国的振兴；相反，有人认为只有全面复兴儒学，甚至恢复儒学早已失去的统治地位、独尊地位，中国才能振兴。这两种各走极端的错误主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是有害的。对于来自这两方面的干扰，都必须加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