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论“慎终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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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终追远”所推演的祭祀祖先活动，其人类学本质是敬畏与感恩，是养成族群祥和之气，是人间活动不得悖逆游戏规则的“自然法”前提。如此，“民德归厚”才有了可能性。
　　《论语》引曾子的意见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直译这段话就是：“居丧守礼，虔诚地祭祀远祖，社会风气就会归于淳厚纯朴。”
　　慎终，是指虔敬地为父母操办丧事；追远，是追怀祭祀死去的先人。但儒学与历朝历代官方都推崇的这件事，“民跟德归厚”有何关联？
　　古人政治管理有两件大事：“祀与戎”，祭祀与战争。常常听到有人质问：难道经济活动不是国家大事吗？在文明邦国，经济活动，一般诉诸于“自发秩序原理”，国家除了制定交易规则、税收制度等活动外，一般不做过多干预。因此，经由宗教完成的神恩信仰或经由祭祀完成的天道信仰，以及对外战争，就成为邦国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大事。
　　“慎终追远”是“祀与戎”中的“祀”。
　　这种“祭祀”活动，是对家族逝者的追怀。上至帝王卿相，下至黎民百姓，按“礼”，都应有此祭祀活动。当然，祭祀活动将依照各自的贫富程度和官阶大小有不同，这是另一个问题，且按下不表。这里只说“慎终追远”。
　　至少自周代以来，“慎终追远”就成为共同体间的共同习俗与记忆，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与公共政治有关，历来无人敢于破毁这种习俗与记忆（只有墨家主张薄葬，但也没有更多反对祭祀的言论）。祭祀，甚至具有了“法” （礼法）的意义。考察三千年中国史，可以看到那种植根于共同体文化习俗与记忆的立法精神。慎终追远”“始终是中“华法系”背后的文化诉求之一。
　　儒学并不讨论死后是否存有灵魂，因此，儒学不是儒教。故儒学是不同于信仰的另一种人间智慧。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这种智慧的精彩表述。但孔子的意见仍然保留了对“鬼神”的“敬”，这是特别需要拈出的一种“类宗教信仰”。“鬼神”在儒学那里很大程度属于“祖先神”“敬鬼神”作为一种。“礼法”要求，含有祭祀活动，这就在经验事实上表达了对亲人死后的敬意，是对死者发自真情并由礼法保证的尊重。由于死者不可能给予祭祀者以相应的“回报”，故生者用于祭祀的不菲花费，事实上等于“打水漂”。但正是这种不计功利的活动，经由邦国、族群、家庭的代代沿承，培育起共同体间最重要的“不忍之心”。此即“视死如生”的感觉经验。有此经验，后人即易于生成生命的敬畏和对先人的感恩，由此连类而及，知道他人也有此“不忍之心”，有此“视死如生”的感觉经验，于是，人间的种种争斗，至少怀有了某种不必言明的规则，如战争中不去挖掘敌方的祖坟，不去杀戮老人孺子，为战败者保留祭祀先人的权利等等。这种行为演绎下来，就成为一种传统文明，而那种动辄掘人祖坟、杀戮老幼、摧毁祠堂的行为，则成为一种反文明的暴戾。
　　儒学倡导这个理念，如儒学其他理念一样，其来源必是当初的问题意识。当初，必有无视死者尊严的草葬等行为，被圣贤人物看到，成为一种思想焦虑。儒学认为草葬先人是不文明的，必须赋予死者尊严，只有“我尊重死者”，后来人才有可能“尊重我的死后”。故儒学的这种讲述，逻辑地含有“人我两利”之理。儒学的讲述，经由文本和规则约束，进入主流社会，成为一种习俗与记忆时，它的精神构成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通往“仁德”的。
　　即使在现代社会，草葬死者，也是一种非文明现象。当然，如何在现代殡葬中回归或重建“礼法”，是另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并不轻松，但极有必要。现代殡葬各行其是的“乱象”，是传统价值取向的混乱。这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不忍之心”的养成。不能说社会戾气与此有必然关联，但人心的粗糙，对生命敬畏的缺略、对先人感恩的缺席，确有可能是“民德”未能“归厚”的原因之一。就这个意义上说，“慎终追远”依然是养成天下祥和之气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