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礼治”思想的再认识

admin

　　“礼治”思想，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何认识和评价孔子的“礼治”思想，历来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我认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春秋末期社会大转变，“礼坏乐崩”的形势下，孔子维护周礼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孔子的“礼治”思想却有其重要的价值。

　　其一、孔子指出“礼”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动的。“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规范。“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礼”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孔子的社会历史观有保守的一面，也有主张变革的一面。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因”，指因袭、继承。“损益”指删减或增加，包含有变革的意思。孔子认为，商朝的礼制是从夏朝继承而来的，因此它对夏礼的变革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的礼制是从商朝继承而来的，因此它对商礼的变革是可以知道的。历史的变动就是这样既有“因”，又有“革”；既有继承，又有变化。据此推论，如果有继承周朝礼制的，其“因”与“革”互为补充的状况，虽然历经百世也是可以知道的。孔子虽然一向推崇“礼治”，强调“礼”的重要性，但他并不排斥“刑”的作用，而是提出了的“德主刑辅”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他的思想不是僵化的，而是生动活泼，具有包容性的。孔子之后250年左右，他的继承者荀子适应战国末期的新形势，在继承孔子“礼治”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法家的思想，提出了“隆礼”“重法”的主张。他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在礼与法的关系上，他认为礼是法的纲领和基础，“礼者，法之大分而类之纲纪也”，“礼义生而制法度”，强调“礼”是治国的最好方式。荀子的这一思想，把礼、法置于一炉，促进了儒、法两家趋于合流，成为之后历代统治者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

　　其二、孔子把“礼”的功能扩展延伸到整个社会。在西周时代，“礼”和“刑（法）”有着不同的功能和适用范围。《礼记》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句话，明确记载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周朝取代商朝以后，周公为了论证西周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新的天命观，认为“天命”是时常变化的，“天”对于人间之事并没有远近亲疏，谁有德于民，“天”就辅助谁。周公认识到西周统治者的政权能不能巩固，主要取决于他们的道德表现，据此制定了一整套维护西周贵族统治的社会等级制，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周礼”。“周礼”在当时主要是对士大夫以上的阶层进行道德教化，用以规范他们的行为。而对于广大的民众，则强调“折民惟刑”，用“刑罚”来治理。孔子为什么维护“周礼”呢？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礼”是对夏、商两代之礼因袭、损益而成的，其礼乐之盛美，文章之丰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他主张遵从“周礼”。同时，孔子对“周礼”也是有所损益的。他认识到，如果只用行政命令（道之以政）和刑罚（齐之以刑）去整治广大民众，那么，民众虽然可能为了免于刑罚而不去触犯法律，但其内心并不感到羞耻，因而不会心悦诚服（民免而无耻）。因此，他主张对民众也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德治”来实施领导，用“礼乐”来进行教化和节制。只有为政者有德，用自己的品德和诚信去感化民众，并用礼制去规范和调节他们的行为，民众才会怀有羞耻之心，知道什么是荣、什么是辱，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有耻且格）。孔子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领导带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实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自觉，引导公民自觉学法守法，自觉维护社会道德，构建一个法治昌明，人人遵纪守法而又心情舒畅、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其三、孔子赋予“礼”新的内涵。《说文》对“礼”做了这样的注解：“礼，履也，所以事鬼神致福也。” 这就是说，最初的“礼”是上古时代的贵族祭祀神灵、祈求幸福的仪式，由于只有贵族才享有这样的特权，因而“礼”又是人们等级身份的标志，并逐渐演变为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等级制度规范。在孔子之前，人们主要是从表面的祭祀仪式上，或者是从“天命”的外在神秘观念上，去认识和界定“礼”，孔子却主要是从人自身的情感和行为上去探究“礼”的根源。针对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他反问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玉帛是祭祀的用品，钟鼓是奏乐的器物。孔子认为，祭祀的根本是发自内心的敬畏神灵之情（祭神如神在），如果仅仅是为了献上玉帛，那就是舍本求末，就不能称为“礼”。奏乐的根本是发自内心的和气愉悦之情，如果仅仅是为了敲响钟鼓，那就是舍内求外，就不能称为“乐”。可见孔子重视“礼乐”，并不在于它的表面形式，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孔子认为，“为礼”一定要“敬”， “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如果没有“敬”这种真挚的感情，玉帛钟鼓、揖让周旋之类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形式而已。孔子指出，人的内在情感中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仁爱”精神，这才是“礼”的根本。他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仁”与“礼”的关系。一方面，他认为“仁”是“礼”的人性根源和内在依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强调“仁”是“礼乐”的根本，只有把“礼乐”建立在“为仁”的自觉道德实践基础上，“礼乐”才能得到顺利的贯彻。人如果失去了“仁”，离开了道德实践的自觉，就不可能心悦诚服地实施“礼乐”。《论语》中有一段孔子和学生教学相长的佳话，子夏请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三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比喻说：“绘事后素。”人们绘画时，总是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才画出各种图案。子夏有所悟，又问：“礼后乎？”意思是说，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呢？孔子对子夏能举一反三大加赞赏，并说子夏启发了他。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礼”对于“仁”的规范作用。什么样的思想和行为才算作“仁”呢？这要有一个社会认可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他说：“克已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人要成为君子，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学“礼”。不学礼，就没有立身之本，也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所称的“礼”，就是周礼。在他所处的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他要求人们用“周礼”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以达到维护风雨飘摇的东周的目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也深知自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但是，我们对于这一点，既不应当苛求于前人，更不应当以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抛弃了孔子关于“礼”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这个重要的思想。历史在前进，周礼的具体内容已经过时了，当今中国社会的“礼”，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但是，我们的社会要有序、要和谐、要进步、要发展，依然需要用当今时代的“礼”，也就是社会主义道德去规范全体公民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公民自觉地把社会主义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其四、孔子强调奉行“礼”的途径和方法是“中庸之道”。《论语》记述了尧让位于舜时传授给他的四字秘诀：“允执其中”。孔子认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就是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方法。孔子曾经评价他的学生说，子张做事太过，子夏做事不及，过和不及都不好。当子贡问怎样才能把握住“中”时，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这就是说，“礼”是体现“中”、决定“中”的。只有以“礼”为标准，才能把握住“中”；只有按照“中”的原则行事，才能合乎于“礼”。孔子把能不能遵循“中庸之道”，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从人性的根源上探究和理解“礼”，他认为，“礼”的功能是调谐和稳定社会伦理秩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中庸》继承并发挥孔孟的思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第也、朋友之交也”， 指出这是天下之五种“达道”。又把知（智）、仁、勇三种品德，称之为天下之三种“达德”。《中庸》认为，所谓“五达道”和“三达德”，都是人性中具有的，是“礼”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通过教化，把这些美好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使人们都能自觉地按照这些标准去做，就可以“天下归仁”。人们怎样才能按照这些标准去做呢？这就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而要用“中”、求“和”。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对孔子关于“礼”的功能和作用的精辟概括。《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个“中和”的境界，就是儒家所追求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下太平、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