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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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包括：德治仁政，提出“为政以德”（《为政》）。礼治，周礼是儒家孔子所崇尚的社会政治规范，孔子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尊君重民，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不能自诸侯、陪臣出。人治与举贤才，孔子告诫鲁国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告诫鲁哀公，“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礼记?哀公问》）。主张人治思想，孔子强调尚贤使能，呼吁“举贤才”和“举直错诸枉”（《为政》）。主张大一统；孔子憧憬文武盛世，怀念周初的一统天下，提出“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政治理想。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汇集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写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孔子之后，孟轲和荀况分别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
　　政治理想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是近期奋斗目标。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政治主张
　　孔子所处春秋末年，这时周王朝的统治已名存实亡。诸侯争霸，战争纷起，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周王朝的统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孔子主张恢复西周盛世的周礼，认为要挽救“礼治”， 首先要求统治阶级成员要确实以身作则按周礼行事,以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 “犯上作乱”的事就不会发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上好礼则民莫不敢不敬”（《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但孔子也认为对周礼应该有所损益，《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所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以下。” 春秋时，出现了臣乐？君、子乐？父、少陵长、庶废嫡等违背伦理的行为，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僭越行为。因此孔子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认为“正名”是治国大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其作用在于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
　　针对春秋诸侯混战的社会现实，孔子大力宣传“仁”。《论语》曾从不同方面记载了孔子对“仁”的解释，“仁”是他心目中为人、处世、接物、从政的最高准则。孔子对“仁”虽有多种解释，但其核心则是仁者“爱人”（《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孔子认为对被统治的劳动者实行宽惠，即实行德政。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重教化。经济上惠民，使民“足食”，“所重：民、食、丧、祭”。主张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政治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认为德化礼教能禁止犯罪于未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德”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统治者必须推行德治，表现为宽惠使民，轻徭薄赋，省法轻刑。二是统治者为人民树立道德榜样，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齐之以礼”又包括：一方面统治者要模范的遵守礼的规定，从而感化和影响群众；另一方面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用礼来规范自己，用礼来约束道德。这样，德化与礼教的结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孔子重教化，轻刑罚，但他并不否认刑罚的强制作用，他视德与刑为为政治德两手，两手都要重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他认为政治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了就要用严厉来纠正；政治严厉百姓就会受伤残，伤残了就要用宽厚的政策补救。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认为犯罪可以通过德化和礼教来预防，罪犯可以通过仁德和礼义来教化，反对不教而杀，是道德教化为消灭犯罪的有效手段。认为审判和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争讼发生的原因，而不在于残酷的制裁，他的这一思想被后人归纳为“以德去刑”。
　　为了实行德政，孔子进而提出“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论语•子路》记载：“仲弓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赫小过，举贤才’”；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进而孔子把民意也列入了考虑之列。
　　孔子“仁”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引伸出来的德政和举贤主张，就其根本来说，起着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但它突破了奴隶制度的“礼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亲亲”原则，而且仁的思想中包含着惠民思想，顺应了社会的进步，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政治家修养
　　孔子评价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认为他具备君子之道的地方有四个方面：自我修养，严肃认真;服事君王恭敬谨慎；教养人民多用恩惠；役使百姓合乎礼义。孔子通过对子产的评价，提出了作为政治家应该做到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严于律己；忠于君上；以恩惠教养人民；以道义役使百姓。这四个方面即包含对人对己，又包含了对上对下，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和要求。正因为这样子产使郑国兴盛起来，居相位22年，并得到人民拥护，同僚支持，国君的信任。孔子对此大加赞扬，表达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家风范。
　　孔子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主张“学而优则仕”，从那些文化修养较高的人中挑选人才。认为“士”应当具备的标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志于道，是孔子提出的“士”应具备的一种立志追求真理的精神。“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读书人立志学习和追求真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同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好谈论的。《论语》中的“道”，有道理、真理、正当的方法、做人的最高标准等涵义，志于道的“道”即指此而言。孔子对学习与追求这种道很重视，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语（《里仁》）。据于德，即以道德为根据。孔子重视道德的价值，主张根据道德来处理政事，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德治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认为用德化来治理社会，人民不但知道廉耻，而且人心也会归服，就像群星环绕着北极星一样。他反对单纯用刑罚行事，主张统治者用自己的道德榜样来感化人民,对季康子云:“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依于仁，指以仁道为凭借。“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主张处理各种问题都要依靠仁道。对人，要“爱人”(《颜渊》)，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对己，要“克己”（《颜渊》），要“修己以敬”（《宪问》），“刚毅，木讷”（《子路》）。对事，要坚持真理，“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甚至“无求一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孔子最终的教育目的就是用仁道精神来培养“士”、“成人”、“贤人”等，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追求仁道，以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游于艺，“艺”是指孔子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有高低之分，射御为“六艺之卑”，郑玄称之为“伎艺”，孔安国谓之“小艺”，孔子亦有“吾少也贱，故为能鄙事，吾不试，故艺”（《子罕》）。书、数在其时亦属“伎艺”，惟礼、乐为艺之高者。于游艺中达到礼治天下之目的，是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孔子认为君子治政应尊五美，而屏四恶。“五美”指“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即君子治政应提倡五种美德：给民众以实惠而自己不多耗费钱财，合理安排百姓劳作而不使产生怨恨；欲行仁政而不贪求；安详舒泰而不居功自傲；仪表容貌威严、庄重而不凶猛。“四恶”指“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会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屏四恶即强调为政应摒弃四种恶劣行经：不加教育便给以杀戮是为虐；只知苛求下属完成事先不给予训诫是为暴；先是怠慢其令，后突然限期，对误期者又加刑罚是为贼；同是给民以财物，却出手悭吝，犹如库吏之作为，是为有司，皆非人君之道。
　　孔子还提出了君子治政应具备的其他的政治修养，如“在位谋政”，“士不怀居”、“安身取誉”、“善言心听”等，这些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