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儒学普及工作的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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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再加之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文化大交融，大大加速了中国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文化认同危机。价值紊乱、诚信缺失、心态冷漠、人伦失范等等问题，都与中国现存文化体系价值缺失有关。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化人，呼吁国人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重建国民的精神家园。这一呼唤终于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认可，在现代化逐步实现，民族经济腾飞的今天得以实现。儒学这一中国人传承千百年的精神支柱，重又走出学者的书斋，回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儒学普及工作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大陆各地逐渐发展起来。
　　一、儒学普及工作的形式与成果
　　国际儒学联合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能力对全国的儒学普及工作进行精确统计，只能凭借我们自己的经验积累，对其进行定性的描述。由于当前儒学普及工作尚未纳入政府统一管理，民间组织和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往往是根据是自己的认识制定本部门、本地区的计划，故儒学普及的形式和成果也就显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对于同一对象，可能有不同的组织对其进行普及工作，而同一组织又可能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传播；对于同一对象可以使用不同的载体，同一载体可以面对不同类型的公众。因此对儒学普及工作的分类是十分困难的，一定程度的交叉难以避免。我们按照从事普及工作的组织对儒学普及的形式及其成果进行分析。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高度组织性，任何类型的普及工作，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至少是他们的认可。
　　（一）学校
　　儒学就其本意而言，是一种修身立德的成人之道，它的对象应当是全体人民。但是它发挥作用的最佳对象，应当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的青少年，所以学校就是儒学普及的主要阵地。这一点国际儒联会长叶选平在第一次普及工作谈会上就已经明确指出："当前值得重视的是，普及其中修身做人的哲理，因人施教，亡羊补牢，着重对'从学，年龄人群的道德品质教育。"（叶选平：《在第一次入学普及工作座谈会闭幕式上讲话》《国际儒联第一次普及工作座谈会专辑》）
　　国内对于中小学生的儒学普及教育，是从90年代起步。首先是一些有识之士，利用科研课题、民间公益活动等形式，依靠一些教育部门主管和中小学校长的支持开展起来。例如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钱逊教授，利用各种讲座的形式，在北京及全国的中小学中进行儒学普及工作。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的王殿卿教授，从1994年开始，利用"中华美德教育"的形式，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进行儒家思想教育的试点活动。他们把儒家的道德体系概括为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八德"，在中小学生中开始了儒家思想教育的试点。当时感到最大的困难是师资的缺乏。自1905年清廷废除科教，系统化的儒学教育正式停止。1915年进行"新文化运动"以后，国人大量使用白话文，古文逐渐退出了国人的视野。而儒家思想的载体大多是古文的，不要说其思想内涵对于今人具有一定的难度，就是文字也使很多老师难以把握。为此，2005年由国际儒学联合会，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北京东方道德研究三家联合举办了"儒家经典读书班"。读书班由国际儒联和新亚书院资助，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承办，学员免费听课，并供应餐食。读书班的师资由国际儒联推荐，钱逊教授、郭沂研究员、陈升教授担任教师。学员每月一次集中，学习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两年后毕业，学员深感收获巨大。2007年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又举办了第二期师资培训。这些教师以北京地区为主，也有其他地方的教师。同时借"东亚公民道德论坛"的形式，在河南新乡、四川宜宾、北京大兴、浙江金华等地举行了四次会议，会议期间聘请与会的学者，同时给参加会议的中小学教师进行授课。这批教师回到自己学校后，就成为儒学普及的种子，把儒学文化的知识传播给学生。
　　冯哲先生创办的"四海儿童经典诵读中心"，则是完全利用民间力量在学校开展儒家经典诵读活动的形式。他们于1999年开始发起"儿童经典诵读工程"，举办儿童经典诵读班，利用每周六下午2点至4点的时间，组织儿童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同时他们也争取到一些中小学校长的支持，把自编的一些经典选编送进学校，利用晨读的时间教给学生。2002年他们创办"经典导读书店"，发行儒家经典教材，为家庭、社区、小学、幼儿园的读者服务。2004年他们创办"四海童子园"，成为一家从儿童抓起的儒学教育试点形式。四海经典导读中心的运行模式是以商业活动为基础的，但是他们优良的教学质量，还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在北京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各种民间自发的儒学普及活动形式还有很多，这些活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影响了教育部门的领导、学校中的校长、教师对儒学普及工作的重视。当儒学普及的必要和迫切性成为教育部门领导的认识时，儒学普及工作便会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层次展开。山东省莱西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张为才，是一位对于儒学普及工作有坚定信仰的领导干部，当他充分认识到儒学普工作对于教育下一代的意义后，就坚决地推行到全教育局管辖下的130所初中、小学去。从2004年开始试点，2005年全面铺开，一直坚持到2009年。几年的时间内，莱西市的中小学，普遍开展了以儒学为主的国学教育。小学低年级以《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朱伯庐治家格言》、《笠翁对韵》等蒙学读物为主，高年级则增加了《论语》、《孟子》、《老子》、《苟子》等语录。到了中学阶段，则学习《四书》《孝经》《易经》的部分内容，使青少年从小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在儒学普及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莱西市教育局坚持"三不"的原则，即不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增加教师的教学负担。经典诵读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重视对于学生思想品德的修养，倡导知行合一，鼓励学生读、做结合。把学习儒家经典变成学生孝亲、敬老、守礼、爱国的实际行动。坚持数年，学生影响家长，家长影响社会，莱西的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很大变化。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则是在大学生中进行儒学普及工作的典型。2006年，原深圳市副市长，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吴小兰女士到这所学院开办国学讲座，引起了院长李训贵教授的重视。她当即决定成立国学研究所，亲任所长，指导全院开展国学教育活动。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开展国学教育的形式，是把国学教育的内容列入学校的必修课，共18小时，其中一半理论课，讲授《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还请校外专家开设国学讲座，向同学们传授国学知识。另外一半时间则开设茶艺、书法、国画、古琴、陶瓷等国学实践课，熏陶学生的国学情怀。这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设计，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儒学积极性，使古老的国学鲜活起来，使学生们从怕国学到爱国学。目前，国内不少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国学教育，大多列为学生的选修课。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开设了国学院，进行系统的国学教育。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各校的国学普及教育各具特色。
　　（二）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是古代儒者在官办教育机构之外兴办的一种研究讲习场所。书院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延绵1000余年，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和儒学的普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由于西式教育方式的采用，书院逐渐退出了我国的教育领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起飞，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也出现了回归的迹象。特别是在当代教育仍然没有把儒家经典纳入教育体系内部的情况下，书院文化在民间悄然勃兴，成为一种普及儒家文化的重要形式。退出历史舞台已久的书院在中国各地正以方兴未艾之势"复活"：山东泗水有尼山圣源书院，太湖之滨有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陕西有"白鹿书院"，贵州有"贵山书院"，北京则有"中国文化书院。，珠海有"平和书院"，长沙的"明伦书院"，株洲则有"龙潭书院"等等。这些书院形式多样，办学模式不一，有的以企业家为对象，属于商业模式运营；有的以青少年为对象，属于公益行为；有的以社区为对象，开展文化活动。总之，都是把以儒学为主流的国学作为传播的主要内容。
　　（三）学会
　　在中国大陆存在大量研究传统文化的学会，在儒学受到批判的年代，这些学会以研究的名义，保存了儒学的血脉。当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以后，这些由学者组成的学会，开始成为普及儒学的有生力量。目前中国大陆影响较大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会有：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子基金会、炎黄文化研究会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中国伦理学研究会等等，在这些全国性的学会以下，还有一些省级、市极的学会，如浙江省儒学研究会、广西省儒学会、陕西省孔子学会、株洲市儒学会等等。
　　国际儒学联合会在会长叶选平先生的积极倡导下，于2007年6月9日召开了第一次普及工作座谈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宗旨是：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繁荣。叶会长指出："研究和普及这两个方面，我认为普及更带有根本性为了贯彻叶会长的意见，儒联成立了儒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在儒联领导的正确指导下，我们在2008年召开了第二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在2010年召开了第三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这三次普及工作座谈会，为全国各地从事儒学普及工作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教师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共同探讨儒学普及工作的经验，思考普及工作道路上的困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产生了很好的社会作用。此外国际儒联与香港大学新亚书院联合举办了四次"东亚公民道德论坛"每一次都把师资培训班结合举行，产生了双倍的效益。在国际儒联副理事长赵毅武先生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际儒联讲师团，目前已经与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联合举办了中小学师资的国学培训班。
　　地方上的一些儒学研究会也因地制宜，利用自己的现有资源，努力开展儒学普及工作。如浙江省儒学会，主办了"儒学天地"杂志，刊登儒学研究文章，向各界人士介绍儒学研究、普及工作动态。开办"浙江人文大讲堂"，向社会各界人士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宣传儒学。在《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的家乡宁波市鄞州区，在一些小学开展儿童读经的活动，促进了小学生的儒学普及。广西省儒学会在桂林开办孔子学院大成班，现有学生500余名，分成15个教学班，在学校中开展儒学普及教育。株洲市儒学会，在2008年成功举办了《论语》进万家活动。会长童心和副会长萧童，二人本来是株洲电视台的记者，但是他们辞去了原本令人羡慕的媒体生涯，在民间开展儒学普及工作。拉赞助，搞活动，在资金紧张时，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其赤诚之情令人感动。
　　（四）国学堂
　　以"企业家国学堂"为主要形式的"学堂"，是当代儒学传播的又一种重要形式，其性质多少有些近似于书院。当代中国社会对儒学的需要和渴求不仅限于青年人，一些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当他们需要加强企业管理，探讨人际关系、增加人生智慧的时候，国学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资源。北京大学乾元国学堂最为著名，其余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利用校内教师资源，举办学制二年、一年、数月不等的国学讲习班，为企业家讲解国学中的管理知识。此外，还包括大量的人生知识，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小林，因参加净空法师在其家乡安徽省庐江县汤池小镇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心的教学活动，对《弟子规》深有体会。他们把《弟子规》中的儒家人学应用到企业管理中，处理好企业内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企业外部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一种和谐的企业文化环境，不仅使企业盈利，而且也使得企业中人人心情舒畅，精神境界得以提升。
　　北京市的"一耽学堂"，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儒学普及组织。企业家国学堂一般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而一耽学堂创办十年，则始终坚持公益为主的形式。一耽学堂总干事逢飞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一直以传播儒学为己任，并且坚持公益的原则，不向学习儒学的群众收取任何费用。他们以在公园组织群众晨读、在大学校园组织学生晨读，举办公益国学讲座等等形式为主，把儒学普及坚持了十年，实在难能可贵。在全国类似的儒学普及组织还有一些，都产生良好的社会反映。
　　（五）政府
　　当代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作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重要的精神资源价值，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推动儒学普及工作。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这样一些突出的典型。北京市怀柔区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山东省武城县政府，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建设当成了儒学普及的突破口。北京市怀柔区和山东省武城县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教育，都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们从传统文化教育--儒学中寻找突破口，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人，用中华民族的诸多优秀美德影响人，不仅仅是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教育，而且是全民总动员，全面参与，共同学习，打造一个全区诵经典，扬美德，促和谐的局面。"怀柔和武城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过程。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佳结合点。
　　机关干部学习儒学经典，已经开始成为一种风尚。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大量治国理政的精神资源，主动学习儒家经典。中央党校、北京市委党校都开设了国学讲座，要求参加学习的领导参加。重庆市委编写了领导干部口袋书，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儒家经典。薄熙来书记亲自为这套口袋书题写序言，鼓励全市干部认真学习。
　　海南省司法局监狱管理局，把以《弟子规》为主的儒家经典引入监狱，先对从事监管工作的司法干警进行教育，然会再由这些干警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教育，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过去我们的监狱都是用法律、政治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这样的教育虽然有强化法律的作用，可以防范人们犯罪，但是却缺乏道德的感染力，无法触及他们的心灵，使他们自觉不犯罪。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注重以人为本，无论是孝悌忠信，还是礼仪廉耻，都是做人的根本。特别是孝道的教育，直接触及了服刑人员心灵中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各种犯罪行为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伤害，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海南监狱管理局的经验，得到了司法部的肯定，被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报道，在全国许多地方的监狱得到推广。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成为当代中国儒学普及的重要工具。于丹、易中天等学术明星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尽管他们的某些学术观点可以商榷，但是他们在普及儒学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二、儒学普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大陆儒学普及工作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展开，但是由于诸多的历史、现实问题，儒学普及工作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合理性
　　所谓合理性问题，就是人们对儒学在当代社会积极价值的认识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历次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对优秀传统文化最高的评价，也给了儒学普及工作极大保证。但是在许多从事意识形态、教育等工作的领导干部心目中，其认识未必都能够统一到中央的认识上来。有人认为：普及儒学就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有人认为：儒学是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很难与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民主法治结构相结合。特别是一些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使他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儒学曾经产生的负面作用，因对于当年批判儒学的历史人物的高度肯定，使他们自己在思想上很难转弯再次肯定儒学。
　　当代中国，许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通过各级政府的领导才能得以实现。上述各方面儒学普及工作的成就，都来源于某些地方领导同志的文化自觉，但并没有变成全党全国各级政府的普遍行为。其中的差异，就在于领导干部认识上的距离。就总体情况而言，中国目前儒学文化的普及，仍然是少数地方、部门、学校的行为，尚未成为全社会的自觉。
　　（二）体制性
　　儒学普及工作当前急需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体制性问题。历史上，儒教不同于佛教、道教，它没有独立于政治权力机构的教团组织，没有独立于宗法家族的经济基础，所以儒学的传播和普及，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学校进行的。当前社会政府尚未把儒学教育列入国家规范的教学体系，那么上述所有儒学普及工作，基本上都还处于体制外运行阶段。既然是体制外运行，那么人力、物力、财力等等问题，都是没有制度保证的。一些多年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参与普及工作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一些进行民间普及的热血青年是出于对于社会负责的公益精神，一些大力赞助儒学普及工作的企业家是出于社会的良知，一些进行商业运作的教育机构则是出于盈利的动机，一些领导干部普及儒学是出于净化社会精神的考虑，另一些干部则难免有急于创出政绩的心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其间有许多人物的热情和持久值得敬佩，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性的文化建设仅仅停留在民众热情的阶段，则很难长期维持。而且缺乏统一的领导，儒学普及工作各唱各的调，也难免鱼龙混杂，出现一些背离儒学精神的现象，不仅误导了群众，也给反对儒学的人以批评的口实。
　　（三）系统化
　　由于体制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必做然就会造成从事普及儒学的单位各行其是，使得儒学教育参差不齐。以学校教育为例，目前开展儒学普及的中小学都是大多使用教育部规定的"校本课"一小时的时间，教材内容自编。这样就使得各地区、各学校普及的内容大相径庭。比如一般人都认为儒家的孝道比较适合中小学学生，首先要教会他们孝敬自己的父母，才能使他们尊敬师长、热爱祖国。儒家传统经典中有一部《孝经》，不了解内情的人往往把它视为首选教材。其实学界的人都知道《孝经》出现较晚，其内容真正讲孝敬父母的部分不多，大量篇幅谈的都是以孝治天下的内容。这些东西并不适合少年儿童学习，更何况其中有些内容是否适应今天民主法治社会，学界尚有争论。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缺乏全盘的设计，所以大中小学齐上阵，人人都学《弟子规》。《弟子规》是一部重要的儒家蒙学读物，就其系统性、完整性、通俗性、适应性而言，超过了其他蒙学著作。但是蒙学毕竟是古时儿童"童蒙养正"的读物，兼有文化启蒙的作用。当今时代的成年人，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在"批林批孔"或"全盘西化"的时代渡过的，对于祖国的文化遗产完全没有了解。初期见到《弟子规》，无不被它的内容所震撼，从而对于儒学产生了信心。但是须知，学习儒学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蒙学阶段，成年人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但是如果没有系统的引领，则可能使人们不能登堂入室，探得儒学的深奥。时间一久也就会对丧失对于儒学的兴趣。因此对于儒学普及工作通过专家的系统论证，编制一套分别适用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成人的教材，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四）科学性
　　当前儒学普及工作，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当前大陆的儒学普及工作，大多处于自发阶段，即往往是各界有识之士出于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凭借自己的理解进行传播。这些理解有些正确，有些就不一定正确了。于丹女士在群众中有很多的知名度，但是不少学者对她的《心得》、《感悟》却不敢苟同。一位中学教师出身的历史学家，被群众评为"诺贝尔山寨历史学奖"什么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有婚外情怕见妻子，等。如此一味迎合社会上低俗、媚俗、庸俗的情趣，更低。《百家讲坛》也曾被群众戏称"山寨历史学"。
　　还有一些普及工作者为了在群众中产生轰动效应，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便一味拔高自己所传播的儒家某一本著作，某一种学说的文化价值。如说《弟子规》是儒家全部十三经的根本，是儒家思想的根本，说《易经》可以科学预测人类的未来，可以为世界解决一切问题。儒家经典没有"精华"、"糟粕"之分，全是"精华"，甚至认为孔子可以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这样一些非科学的传播结果，就是造成儒学的宗教化，变成了只可信仰，不能讨论的宗教教条。
　　一些境外的组织或学者，照搬外国的经验，宣传立儒教为国教，以为有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可以保证儒学的传播可以畅行无阻。这样的观点初衷无可怀疑，但是不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照搬外国经验的做法则不宜提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当代社会都实行了政教分离的改革，一般不允许立某一种宗教为国教，宗教必须与教育相分离，各种宗教都只能独立存在，独立传播。可是儒学的历史与现状，则不可能离开国家正规教育体制的推广。试想如果把儒教定义为宗教，那国家的教育体系只能永远与其划清界限，更加不利于儒学的传播。
　　三、儒学普及工作的前景与任务
　　基于我们对于儒学普及工作中间题的分析以及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测，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儒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一）儒学的恢复将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预测儒学将来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即儒学不能成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学可以成为道德伦理体系的终极价值。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对西方文化本质认识的不断加深，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心越来越强。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就是当时民族自信心丧失的产物。如同一群败家子，自己把家业败光了，反而抱怨祖宗太穷。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骄傲，为孔孟老庄留下的灿烂文化而自豪。
　　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使得我们当大多数干部深刻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任何外国传来的科学真理，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正如国际儒联常务副会长滕文生同志指出："所谓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同这两个实际都要结合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属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范畴。"（《在国际儒联第三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上的致辞》）要创造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但同样也离不开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整理、继承。
　　越来越多曾经对儒家思想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开始转变自己对儒家文化社会价值的态度。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总是和自己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清末民初当人们需要对几千年封建社会进行革命时，自然对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批判大于同情。当时能够说出要对传统文化保持"温情与敬意"的是少数有远见的思想家。但是当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道德建设成为社会发展的急需时，具有丰厚道德文化资源的儒家文化自然又会重新进入学者视线。尽管觉悟到这一转变的学者有早有晚，但是继承并发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已经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了。
　　（二）儒学教育逐步进入正规教育体系
　　儒学的复兴与普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渐由学者到百姓，从民间到政府。近十年来，儒学普及工作大多是从某些认识到儒学重要性的官员所管辖的个别部门，逐渐开始转向整个社会。就以教育而言，2010年7月13日，教育部正式发布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展开经典诵读活动的试点。这已经是儒学正式进入课堂的开始。其实教育部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已有几年，不过那都是在节庆时期，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的。在中小学生的教材中，已经不断加大儒学经典的比重，使学生获得更多的道德文化修养。不过我们也要指出：儒学以经典诵读这种形式进入课堂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只是作为一些个别道德的要素、条文、规范，分别进入德育、语文、历史课，而儒家文化自身的体系则没有得到体现。因此大多数专家认为，儒学最好是成体系的进入教育系统，这样才能保持儒学的全部面貌，使学生获得完整的儒学。国内一些著名大学争取国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努力，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分门别类进行补课
　　由于儒学教育中断多年，不仅对年轻学生急需进行儒学经典教育，而且大多数成年人也需要补课。许多领导干部谈起儒学教育的必要性，都说他们头脑中关于儒学的印象，还是批林批孔运动中获得的。抱着这样的心态从事当代的社会文化建设，自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领导干部自觉认识到需要补课，属于领导干部中的"先行者"，仍然认为儒学是过时的东西，甚至会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人也不在少数。因此在干部中进行补课实属当务之急。当前一些党校开设国学课程是一种形式，一些机构干部组织国学知识讲座也是一种形式。
　　成年人中除了干部，更多的是市民。一些城市的国学进社区活动，已经开始收到成果。可是大多数城市尚未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推动儒学进社区也是儒学普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年年初，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领导共青团、工会、妇联、对外友协等单位，联合开办北京国学院，计划活动项目中一个内容，就是举办"市民大讲堂"，以公益活动的形式向市民传播儒学知识。国际儒学联合会参与了北京国学院的设计，也准备利用自己能够联络北京众多学者的条件，积极推动这项有助于儒学普及的活动。
　　（四）进一步争取各级领导的支持
　　积极争取各级领导的支持，是推进儒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条件。从各地提供的经验看，哪里的领导重视儒学普及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哪里的普及工作就快速进展，效果显著。有些地方儒学教育已经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有些单位、企业由于领导重视，儒学普及工作得以在该单位、企业中深入展开。我们认为，积极地向各级领导介绍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突出儒家文化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青少年道德品质的意义，也是儒学普及工作者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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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向各级领导介绍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突出儒家文化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青少年道德品质的意义，也是儒学普及工作者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