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古代杰出策划大师——古典谋略纵横谈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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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征战很激烈，战争很频繁，军事政治力量的较量很严酷，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谋略理论成熟很早，从策划学的角度看，有很多生动、成功的策划实例，表现了中国古代谋略家高明的策划理念，很值得回顾。

　    中国殷商时，有一个继位的君王，成功地策划了“迁都于殷”。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建于亳（音bó，今河南商丘），此后三百年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王族内部为争夺王位发生争斗，经常内乱，另一方面是因为都城处于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发大水危及都城，不得不搬迁。从商汤开始传了二十个君王，王位传到盘庚手里。盘庚是个有胆识有谋略的君主。为了使都城处于更安全有利的地形，更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权力，他决定再一次迁都。迁都前，新王刚登基，王朝内部矛盾重重，贵族们贪图享乐，北方的各族又频频入侵，而且旧都依然面临水灾的隐患，如果不迁都，不实行变制求新的措施，商王朝可能就会败亡。盘庚经过周密的策划，巧妙实施搬迁计划，他一方面对贵族和臣民们耐心说明变迁的好处，分化阻力，另一方面借助于先王和神灵的影响力，托祖先和神来发布号令，使搬迁获得成功。搬迁后，新都城建在了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便于发展农牧业，同时又避开了北方各族的入侵，特别是分化和削弱了贵族原有的势力，淡化了王朝内部的矛盾，强化了君王的统治权力。盘庚在新都实行革新政策，整顿商朝的政治，发展农业，使衰落的商王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创造了殷商文明。迁都于殷后，二百多年商朝都城没有再搬迁，这表明盘庚“迁都于殷”的谋划是正确的，直到今天，人们还经常称商朝为“殷商”。

    　商朝后期，君王纣专权腐败，滥杀大臣，盘剥民众，加速了商王朝的衰落，于是，周取而代之，在周取代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位辅助周四代君王（王、武王、成王、康王）的谋略大师吕尚，他是助西周建国的首要功臣，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长期任太师，主军问政，权倾朝野，且既贤又忠，是历朝历代被广为颂扬的理想宰相。吕尚被成为姜太公，他一出场就有故事，用他的谋略来选择明主，民间常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的就是吕尚自我推销的故事，传说他用直钩子在江边悠闲钓鱼，引诱周文王来“上钩”。吕尚这位大智者用他的聪明办法来物色和考验他将为之谋划的贤明君王，而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周文王则表现出仁德之君的大度风范，新王朝的仁君贤相一拍即合，成了千古的佳话。据《史记》记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参看《史记• 》）也就是说，周文王遇到吕尚，与吕尚策划了实施仁德政治，以推翻纣王的商朝，以后人们讲军事谋略和周朝的政治谋略，均首推姜太公，姜尚成了中国古代策划谋略的开山鼻祖。文王之后，武王继位，开始了征伐纣王的战争，姜太公成了军师，被武王尊为“尚父”，姜尚以他的谋略，帮助文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牧野大战中，大败纣王的军队，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功臣，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使齐成为泱泱大国，姜尚的治国方略在齐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基础，齐国成为五霸之首。姜太公的文韬武略为历代的军事政治谋略家所赞叹，后代的谋略大师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受到他的影响。

   　 春秋后期，中国又出了一位杰出的谋略家、策划家，当时，列国征战激烈，吴国和越国的矛盾不断激化，吴强越弱，力量很不均衡，越国的大夫范蠡审时度势，力劝越王勾践以曲求伸，暂时向吴王求和，但勾践不听，结果在两国的征战中，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山而最终被虏，范蠡和越国的另一大夫文种帮勾践出主意，为越王策划了著名的“卧薪尝胆”计策，两位大夫和越王勾践忍辱负重，苦身戳力二十年，巧妙地骗过了吴王，回到了越国，经励精图治，修政强兵，在吴王远征想做新霸主的时机，假意领兵帮助吴王，却乘机攻进的吴国的都城，杀了留守的吴国太子，最后大败吴王，实现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复仇计划。越国大胜后，范蠡被封为大将军，军权在握，但范蠡深知，越王是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荣华的君王，范将军急流勇退，带着美女西施不辞而别，溜到齐国。临走时，范蠡曾劝大夫文种：越王此人，“可与患难，不可以共乐，子何不走？”文种不听，留在越国当大官，最后被越王赐死了，而范蠡到齐国后，改名鸱夷子皮，贱卖贵买，成了大商人，后世称他为“陶朱公”。范蠡能急流勇退，是有大智慧，他深知大政客的阴毒和无情，退，方能安全求生，后来的韩信、李善长，就不了解刘邦、朱元璋，最后被杀。

　   春秋末期，最著名的军事策划思想大师是孙武，他的自成体系的军事理论名著《孙子兵法》，以今人难以想象的完整性，阐述了十三篇的兵学原理，天才地论述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各个方面，这位在姜太公的封地成长起来的军事理论家，对历代的元帅将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姜尚，他的军事著作影响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长久，是其他的军事理论书籍所无法比拟的。孙武的军事谋略，我们有机会将另文详述。

  　  孙武的后代孙膑，是战国时的大军事家，他的精彩策划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比如，“田忌赛马”：田忌常与齐国诸公子赛马，设重金赌注。孙膑发现他们参赛的马脚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下大赌注，他能保证赢。田忌深信孙膑的谋略，所以，他用千金与齐威王赌赛马。孙膑建议田忌先以下等马对付齐威王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付齐威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付齐威王的下等马。三场比赛后，田忌一场不胜而连胜两场，最终赢得齐威王的千金赌注。赛马的成功使孙膑受到齐威王的赏识，经由田忌的推荐，孙膑当上了齐威王的兵法老师。再如，“围魏救赵”：当庞涓任魏国的军事统帅时，领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王向齐国求救，孙膑认为魏国全力攻赵，国内空虚，他建议直接进攻进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必然回师自救，邯郸之围自然解除。田忌采用了孙膑的策略，进攻魏国的都城，当魏军回撤想救都城时，齐军在半路伏击，大败魏军。与此例相类似的是“围魏救韩”：魏国在庞涓领兵时，确实也比较猖狂的，攻赵不成，过后又进攻韩国，韩国这次也向齐国求救，孙膑仍然采用过去的战略，没有领兵去救韩国，而是直接进攻魏国，当庞涓领魏军回师迎战时，孙膑假装怯战，让兵马向后向后撤退，并于途中设下埋伏，当庞涓领兵到马陵道时，十万魏军被孙膑的伏兵击败，庞涓被迫自杀。

  　  战国时，策士辈出，其中，最年轻的策士是秦国的甘罗，而最出名的是苏秦和张仪。

　    甘罗是秦国丞相甘茂的后代，后被甘茂的政敌排挤，投入吕不韦府中当门客，他自幼聪慧，能言善辩，小小年纪就很有谋略。有一次，秦国计划联燕攻赵，打算派大臣张唐出使燕国，说服燕国联秦攻燕，张唐却借故推辞，丞相吕不韦无计可施，小甘罗却自告奋勇，愿去劝说张唐赴任。吕不韦对小甘罗不放心，甘罗理直气壮地说：“从前项橐七岁就当孔子的老师，我现在已经十二岁了，你就不能让我一试吗？”吕不韦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甘罗驱车去见张唐，抓住了涨唐的命脉对他说：“当年武安君白起就因为不服从应侯范雎的命令，拒绝领兵攻打赵国，结果被应侯撵出咸阳，死在杜邮。现在文信侯吕不韦的权力比应侯大得多，你敢违抗他的命令，看来你的死期不远了！”一席话吓得张唐连忙答应出使燕国。劝说张唐成功后，甘罗被指派出使赵国，目的是占领赵国的河间地盘，年轻的甘罗到赵国后，赵王见了就嘲笑他，说秦国为何派个不懂事的小孩来当使者，甘罗对赵王说：“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长者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出使于赵耳。”（参看《史记•甘罗传》？）使赵王对甘罗不敢小视，赵王知道甘罗是来到说客的，赵王最担心的是秦燕的联盟会给赵国带来威胁，甘罗抓住了赵王的这一心里特点，对赵王说：“秦燕联盟，无非是想占赵国的河间之地，您如果把河间五城割让给秦国，我可以回去劝秦王取消张唐出使燕国，断绝和燕国的联盟。到时，你们攻打燕国，秦国决不干涉，赵国所得又岂止五城！”赵王觉得有理，非常高兴，就把河间五城的地图、户籍交给甘罗。甘罗不辱使命，以他的出色外交活动，让秦国不费一兵一卒而得河间之地。甘罗12岁就被封为上卿，并得到了当年他的先祖甘茂的封地。在当时，上卿与丞相官阶差不多，民间因此传说甘罗十二岁拜相。这表现了战国时对智者的尊重。

   　 苏秦、张仪是战国时最杰出的策划大师，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苏秦策划了“合纵”的谋战略，成功使魏、赵、韩、楚、燕、齐等六国南北联盟，对抗秦国，合众弱以攻一强，他总佩六国相印，总辖六国的兵民，史书说：“天下之大，百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苏秦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而且更有权势，因为他拥有兵权，可以调动联盟各国的军队。张仪以他出色的游说，被秦惠王拜为客卿，为秦惠王谋划攻伐各国的大事，秦国仿效三晋设相位时，张仪是秦国的首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主持军事、政治和外交活动。张仪辅助秦惠王，用连横之术，迫使韩、魏太子来秦朝拜，又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得到魏国上郡的15个县城，并攻下魏国的陕县，占领黄河天险，之后，张仪又率兵伐蜀，占领天府之国，后来，他出使楚国，拆散齐、楚联盟，成功地游说楚、齐、赵，燕等国连横事秦，他成功的外交军事行动得到了秦惠王的高度赏识，被为武信君。张仪的连横之术无疑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准备了基本的战略。他是当时能最有资格与苏秦较量的策划大师。

    　张仪之前，秦国的另一位策划大师是卫鞅，后封于商，被称之为商鞅。他为秦孝公策划了秦国的变法方略。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深通法家谋略。卫鞅先是魏国宰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对卫鞅非常看重，他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可能惠王没有采纳，所以后来公叔痤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还是没有采纳，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带着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他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为秦孝公讲解变法治国的策略，孝公非常高兴，令他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主持变法。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主要是颁布法令，编定户籍；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垦荒；焚烧《诗》、《书》，禁止游说。第二次变法是在公元前350年，主要是废井田，开阡陌，扩大土地面积，实行土地买卖制度；建立县级组织，由中央派吏直管，巩固中央集权；迁都咸阳，便于秦国向东发展。商鞅变法十多年后，秦国越来越强盛，周天子也不得不派使者来向秦孝公道贺，封秦孝公为“方伯”，确认他为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贺喜。商鞅的策划的变法强国的谋略，使秦国富强，商鞅也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器重，可惜的是，孝公之后，继位的秦惠王轻信公子虔等人告发，以谋反罪下令逮捕商鞅，他最后被车裂。秦惠王残酷对待法家商鞅，起用了来游说的纵横家张仪，以“连横”之计对付苏秦的“合纵”策略，在对抗六国联盟的征程中，逐步取得优势。

    　后来，秦国还有一个非常高明的策划家吕不韦，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方式积累起千金家产，他在赵国做生意时，认识了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虽然地位不低，但在王子中子楚年龄居中且其母失宠，所以作人质的子楚在秦国和在赵国都不被重视。可是，对这位潦倒落魄的子楚，有敏锐商人眼光的吕不韦却看出了他“奇货可居”，所以，吕不韦极为用心地在子楚身上投资，他为子楚提供资金，帮他疏通关系，甚至把自己的情人也送给他，他以厉害关系说服没有儿子的安国君的宠妃华阳夫人，收子楚为干儿子，并让华阳夫人劝说安国君立子楚为继承人。吕不韦还花重金帮子楚脱险逃出赵国，回到了秦国。秦昭王去世后，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原来的赵国人质，现在成了秦庄襄王，庄襄王登基后，尊华阳夫人为太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以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庄襄王不太走运，即位三年后即死去，他与邯郸女子生的太子嬴政继立为王，吕不韦被尊奉为相国，嬴政称他为“仲父”，大商人吕不韦登上了秦国的权力顶峰，独揽军政大权。

    　吕不韦这个“奇货可居”的计划是一个大胆而又成功的策划，他利用手中的钱财，在赵国与秦国间疏通运作，充分利用各种厉害关系和各种人物，包括赵国的守城官吏、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华阳夫人、邯郸女子等等，终于用自己的投资，让自己成了强大的秦国的丞相，后来为成为秦始皇的相父。吕不韦任相时，组织了了一个很大的写作班子，写成了《吕氏春秋》，这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它既强调“天子必执一”的王权思想，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同时又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吕氏春秋》还兼容先秦各家学说，吸取了儒家的“贵仁”思想、墨家的“贵廉”思想，以及关尹的“贵清”思想、列子的“贵虚”思想、孙子的“贵势”思想等。《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体，融合儒家和法家，广泛采纳先秦各家的理论精华，糅合成很有价值的治国方略。其实，这是吕不韦这位大商人和大政治家为秦国策划的管理国家的理论策略，可惜掌权后的秦嬴政根本不听这位相父的话，更不会采纳他的理论主张，大权独揽的始皇帝偏激地运用法家的理论来治国，严酷的军政政策，让秦国的民众超负荷承受，最后导致了秦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