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易图解析二
梁锡玙，字鲁望，号解轩，介休南靳屯人，清乾隆年间著名经学家。雍正二年，考中举人后，攻读经学，纂成《易经揆一》一书，得到乾隆皇帝赏识，任命为国子监司业，入值上书房教授皇子书，入翰林院为侍讲等。乾隆三十二年（1767）任国子监祭酒（过学主管官）。他整饰了六馆课程，专心研教，培养了不少经学人才，使当时的治学风气，大为改观。著作还有《御纂春秋直解》、《易经伏义》、《春秋广义》、《义经补义》等书。梁锡玙是一位博学多才，精于治学的教育家，他了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教育遗产这一章我们详细的分析梁锡玙的《易经揆一》及所附《易学启蒙》是乾隆十六年（1751）梁锡玙应经学之选进呈御览之书。其叙增补朱熹《易学启蒙》之旨曰：“观取画卦非一，而则图为尤著，……邵子传自希夷而朱子表章之，乃或疑而未信，或改易图书。夫河出图、洛出书，系辞言之，何疑之有？”又谓“先后天为卦之关键”。《易学启蒙补》卷一，“本图书第一”列圆形《河图》（“邵子曰：圆者河图之数。《启蒙》河图方，今遵邵子之意更定为圆”）、方形《洛书》（“邵子曰：方者洛书之文”）。“原卦画第二”列《易有太极》（一○之图）、《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有“圆图之八荡为十六”、“圆图之十六荡为三十二”、“圆图之三十二荡为六十四”之图。此皆为更定朱熹“六横图”为圆图之图。又有“附互体”之图（采吴澄《易纂言外翼》之圆图）。“增阐卦蕴第三”，列“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先天变后天”、“序卦”、“杂卦”诸图。“增立易教第四”，摘《系辞》之文九节而论之，如谓“仰观俯察”一节为“此言作易之由也”。“明蓍策第五”列“大衍之数图”及揲蓍诸图。“考变占第六”述“七占”之法，仅取朱熹三十二图之一，而又变画之。卷下，“河图序义”、“洛书序义”、“连山遗义”、“归藏遗义”。曰：“天不爱道，图书并出，圣人有作，三易垂文，尚矣。禹则书序畴，箕子衍之，而先儒阐其义几备。第书数与图数，其所以异同之故犹未明也。至连山、归藏，其书既轶，元儒朱元升作三易备遗，其约八卦为六，非周易要义。况易历四圣，何容赘乎？连山乃用先天卦，而艮居西北，与首艮建寅之义无与。归藏以六甲配卦而纳音出焉，为律吕之始，其理粹然至正，其数不假安排，洵足备归藏之遗。但朱氏所论，虽大醇而未免下疵也。图书同源而异流，三易异用而同归。归藏以纳音而得，连山亦可以纳甲而求，而周易之先后甲庚，其可见之绪也。”其序河洛图书之大旨，谓“河出图，羲、文因而作易”、“洛出书，禹、箕因而作范”，“连山遗义”曰：“连山者，神农本后天圆图而作，夏后氏因以建寅也”，“归藏遗义”曰：“归藏者，黄帝本先天方图而作，商人因以建丑也”、“归藏卦本先天，而干枝纳音必用后天”。此等之论皆穿凿不根，人谓其“实不啻狗尾续貂”，可谓中的。
朱熹因见“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著《易学启蒙》之“小书”，而欲使初学“毋疑于其说”。此后，胡方平、胡一桂、韩邦奇等，皆著书以发明之，或为之“通释”，或为之“翼传”，或为之“意见”，然皆不敢于《易学启蒙》正文有所增补与点窜。至清梁锡玙则不正视康熙时《御纂周易折中》中已照录《易学启蒙》全文之事实，而以所谓《易学启蒙补》之书进呈乾隆皇帝御览。元、明、清三代均以朱熹之易学著作立于学官，无一定学识者岂敢以点窜补苴朱熹《易学启蒙》之书上进朝廷？今观梁氏是书增补内容实不见其有过人之学识，然其仍不汗颜而将是书上进之，则其“胆量”令人为之“钦佩”。想来是书不得著录入《四库全书》甚至于不采入存目，其原因盖在于此。
在易图学发展史上，梁锡玙《易学启蒙补》将延续五百多年之朱熹“六横图”改画作六圆图，可谓是一创造。又本邵雍《观物外篇》“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之说，而改十数《河图》为圆形，则可见其拉邵雍大旗欲以动摇朱熹权威地位之心。此种状况，当与当时之学术趋势有关。前有毛奇龄著《河图洛书原舛篇》、胡渭著《易图明辨》，皆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河洛图书，而至梁锡玙则大胆点窜补苴朱熹《易学启蒙》，不但增其二篇，又补入“河图序义”、“洛书序义”、“连山遗义”、“归藏遗义”四篇，尽管所补内容多牵合附会（明显有悖于朱熹著《易学启蒙》之宗旨），然朱熹之《易学启蒙》又何尝不是“牵合附会”？梁氏不自揆其陋，而敢斗胆补苴立于学官之《易学启蒙》，则亦足见时至清乾隆朝，朱熹易学之权威地位有所动摇。（虽研习易学当象数与义理兼顾，然所谓之黑白点“河出图，洛出书”实不可取。朱熹易置刘牧图书而采入《易学启蒙》，其牵合附会之处亦自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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