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市，我的乡村
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要转学了。是因为我们要随父母一起“上山下乡”。我永远记得我离开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是寒冬将尽未尽或者说春天将来未来的季节，依然有些冷。而即将告别的学校的名字，我也将会铭记终生：新甘井子小学。学校离我家有两华里的距离。当时武斗和串联停止不久，刚刚复课。因为担心放假时学校的桌椅遭受损失，所以假期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搬一件回家，以便开学后搬回来即能正常上课。因为我离家远，就搬了一把椅子。椅子的框架是铁管，这在当时还属于先进设施。虽说三月一日应该是开学的日子，但一切都还没有正规起来，那把椅子就安静地待在我家的居室里，默默地领导着家具潮流。因为要转学了，只好带着椅子去学校开转学证。开介绍信的老师似乎给我们上过课的，是个戴眼镜的女老师，极为文雅，依稀有过几句关切的问候。在刚刚告别了“文攻武卫”的喧嚣、还有些杂乱的校园，在对未来一片迷茫之际，我忽地对这里产生了几分眷恋。当老师把介绍信递给我的时候，我知道，从此这里将不再属于我——我就像那张薄薄的介绍信一样被从这个城市无情地撕了下来，存根上留下了半个红戳——那个存根是我留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个印记吗？
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所以前一天就把家具行李装到一辆大卡车上，而我们一家则到火车站住了一宿。小小的周水子火车站挤满了即将告别这个城市的“下放户”，一向冷清的小站顿时成了一个难民营。夜里不断被各种声音吵醒。虽然觉睡得不完整，但充满了新奇和“天明登前程”的期待。在梦境和现实交织中来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
发车仪式（如果有仪式的话）是在街道办事处的门前，那里有一个不算太小但不太规整的广场，有一年的夏天，我跟着妈妈在这里看了中国动画片的经典之作——《小蝌蚪找妈妈》。当时并不知道电影的名字，只记住了一句台词，当火车出现的时候，一声大喊：“怪物来了！”让我和妈妈津津乐道了很长时间。此时这里也挤满了人，但看到的不是电影不是戏剧，看到的是现实的人生，也见证着这些人命运的转变。上车以前我们每个即将下乡的人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纪念章。纪念章的背面印着“上山下乡纪念”“旅大市革命委员会”和“一九六九年三月”。我们家六个人，便领到了六枚。这是有些隆重的礼遇。我应该感到幸运，我的上山下乡竟有伟大领袖的陪伴和见证。
我家住在市郊，我们居住区的后面是一片农民的庄稼地，夏秋之际一片葱茏，上面飞舞着蝴蝶和蜻蜓，下面则蛰伏着蛐蛐和蚂蚱，可想而知，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园。而此时这里是一片空旷，似乎在为我们的离开涂抹着几分凄凉。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尤其是一个男孩子来说，还并没有多少感触。也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许是对于正如火如荼的“文革”心存恐惧而有一种摆脱的轻松。不用说你们也可以想象得出我家的境遇不佳——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我父亲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要离开挨批斗被抄家的生活，不说是高兴也还谈不上悲伤。对我而言，可能更多的是新奇。因为读过几本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作品中洋溢着的温馨浪漫气息对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现在看来，那是文学作品对我的第一次误导。
汽车在渐渐驶离市区，我又一次看见了我家后面的那片尚待耕耘的耕地，一些孩子正在放自制的风筝，那里有我的伙伴。看到这愉快而熟悉的情景，我突然伤感起来：以后我再也不能到这里来玩了。这个念头一闪，我的眼泪竟悄悄地流了出来。这时我才想到，发车时曾有人哭过，当时却并未在意。这是少年的我初次体味到别离的滋味。我的有些忧郁、有些多愁善感的性格的形成是否与此有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以后若干年的乡下生活中，那片平凡的土地以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狭窄的梦中；那些儿时的伙伴常悄悄来到我的梦中与我无言相会。
童年的情景在渐渐远离了我。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低矮散乱的民居与光秃秃的山野构筑了一片荒凉的景象，与先前读过的小说拉开了残酷的距离。吃过大队准备的午饭，我们被分配到第五生产小队，住在一家农户的厢房。是古老的木板门，上下扇的木格窗，窗上糊着纸，点煤油灯。房顶覆着土，下大一点的雨，不一定什么地方就会漏下雨来，土墙上留有以前的水渍。这就是我的新家。是典型的辽南民居。
转天，我们去学校报到。学校的名字和大队的名字一样，叫东张。我领着弟弟，和与我们家同一天来到这里的宋家兄妹一起把学籍落到这里。我从兜里掏出那张跟我走了几百里路的转学证，交给了学校的领导。校长姓丛。但当时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之所以让我刻骨铭心，是在一次学校大会上，他以极为严厉的口吻，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走出队列，站到另一边。一阵无声的骚动。那些和我一样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默默走出自己的班级，无助地站在一起，队型拘谨而又散乱。我已没有勇气抬起头来，但我能感受到来自对面同学复杂目光的洗礼。丛校长开始训话。三十几年过去，训话的内容我已无法复述，但他有些阴沉有些骄傲的声音还宛然在耳。我虽然还站在那里，脚下还是那片平凡的土地，身边还是那些庸常的同学，而一个少年的精神在那一刻开始崩塌。校长的嘲弄和同学的目光，像鞭子一样无形地打在我的身上，我的心上。只是别人看不见。我身上光洁如初。但我的人格我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个事件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覆盖了我的人生，使我至今都没有真正从那里走出来。
其时，我读五年级，弟弟读三年级，宋家哥哥读六年级，妹妹读四年级。姐姐读七年级。我们像是约定好了，带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成为东张小学的一个坐标。因为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都在学习上成为各自班级的佼佼者。姐姐的作文还因为被当作范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丢失，而姐姐也宿命般地被留在了乡下，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此乃后话。
学校的建筑与普通的民居毫无二致，是一长排的平顶房，也是土墙土屋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学生坐的竟是长条凳！课桌也是长条状，而且没有挡板，谁的书包之类都一览无余。因为以前读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个情景让我自然想到生产队里的会议室。难道我今后就要在这里完成我的学业？而学校操场上的篮球架也颇为新奇：一根有梁柁那么粗的树桩上面钉着一块拼接的木板，木板上面一个没有篮网的篮框。带着几分疑问，带着几分新鲜，我开始了东张小学的学生生活。因为贫困，也因为漫山遍野都是沙漠一样的沙子，这里的学生大都是光脚上学上山。时间一长，我们也就入乡随俗，也不穿鞋了。最初的羞怯渐渐被掩埋被淡忘了。但要真正融入当地人们的生活，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作为城里人，我们是乡下人艳羡的对象；但因为政治，我们又成为他们歧视的对象。作为城里的孩子，学习好是我们的优势；作为农村的孩子，能干活是他们的长处。城里乡下，优势劣势就这样奇妙纠缠在一起，影响着制约着我们的生活。
学校建在一处高地，站在操场上可以看到我们小村的全貌，以及我们平常拾草捡粪的沟沟梁梁。因为受“文革”的影响，农村的学校也不正规，学生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而且农忙时都要去生产队帮工。春天间苗，夏天耪地，秋天收割，冬天“治山治水”。春天的间苗是我下乡之后农活的第一课。亲手把鲜活的禾苗从土里拔出来，在很长时间都使我不解，使我不快。更使我不快的是腰的酸疼和手的痛楚。因为一直要弯着腰，所以干到地头的时候，腰很长时间都直不起来。因为禾苗常常会被揪断，所以就要把手指插进土里把根彻底挖出，这样的手指就成了一截掘土的工具。与工具不同的是，它有血肉和痛感。唯一使我感到快活的是，中间休息的时候，生产队要给每个干活的同学一小把花生仁——是经过选择之后淘汰的不适做种子的等外品。但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六七十年代，那一小把其貌不扬的干瘪花生仁，无疑成为所有人的美味。但那些被淘汰的禾苗就没有这么幸运，它们被随手丢在地上，任风吹日晒，一点点枯萎，直至被人们遗忘。那些走过完整生命历程的庄稼还会承认这些夭亡生命的存在吗？
然后夏天。
然后秋天。
然后冬天……
除此，学生冬春之际要拾粪，夏秋之际要拔“大草”（晒干后粉碎做饲料），冬天还要交取暖的柴草。在任务完不成时，常会受到一些嘲讽。而唯一令我自豪的是，一直到从那所小学毕业，我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而在这所学校我也认识了一位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老师——王春芝，他教我们语文。他的讲课充满激情，让我充分体会到语文学科的魅力。我的对于语文学科的兴趣和学习上的自信，都来自他这里。如今，三十几年过去，我依然保留着当年他批过的作文本。他的评语常常和我的作文字数相仿，而且不乏溢美之词，让一个少年热血沸腾。诸如“文章写得颇好”“言简意赅”等等是他惯用的词汇。
新的学生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就在这一年四季的劳作中，慢慢完成着向乡下孩子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农人之苦和稼穑之艰，我也学会了许多从书本上和小说里学不到的知识，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们家和宋家也比邻而居，因为同病相怜，所以相处甚笃。但几年后我们家又迁回原籍，遂失去联络。时间大概在一九七二年春。我到老家上学的时间是四月十四日。恢复高考时，我和宋兄长在多年不通音问的情况下，竟然同时（一九七八年十月）考取了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而且又被分在同一个班级!这时，距离我们四人去那所农村小学报到是九年六个月零二十二天。这是下乡生活留给我的最美好的回忆。
我如今回到这个城市已二十多年，但我仍无法真正融入这个社会。我身上印上了某些农民式的情感，风霜雨雪我都会想到山上的果树，地里的庄稼，园里的蔬菜。天旱的时候，我会像农民一样的盼着下雨——这都是农村和土地给我的馈赠。看到进城卖菜的农民，我会想到山野里的艰辛，我会感到亲切，尽管他们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城里人看待，并且有时也会宰我秤。在这个城市看来，我似乎是一个满身土气的乡下人；在农村人看来，我又是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城里人。
像那张纸片虽已落下，却还时时会被某一阵风吹起，那份被撕下来的痛楚还会在某个夜晚隐隐浮现。我去寻找母校。在甘井子转了一圈竟没有找到，三十几年过去，变化实在太大。直到最近，我又专程前往，终于见到梦寐以求的崭新的母校，还前后左右地照了几张照片。我的举动让路人纷纷侧目。后来一次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那上面说：新甘井子小学“建校十几年”云云，让我莫名惊诧：一九六九年的新甘井子小学竟然是一个虚幻的存在？那，半截介绍信的存根？还有那半个红戳？难道这个城市真的把我遗忘？真的拒绝接纳我的回归？
我的城市，我的乡村，哪里是我的故里？哪里是我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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