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发表于 2014-8-5 21:55:28

两汉儒士的学术传承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春秋时期的产物。今人多以为士就是知识分子,并不确切。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学者解释“二桃杀三士”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曾受到鲁迅的指责,国为死的是三个武士。古代学在官府、痒序学校教授的是贵族子弟,庶民子弟不能接受正规教育,与传统文化——礼乐刑政无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一些贵族破落了,这些有文化的破落子弟流散到民间,间接地传布了文化;庶民中的知识者、才艺者、技巧者,也会力争在社会地位上、政治上的上升。特别是以管仲为相的齐国,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国语·齐语》)的政策,他们就可以上升为士。士是“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相对而言,以今例之,可以称之为城市居民。管仲“制国(都城)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管子·小匡》)农民居住在边鄙的乡间,是完全的体力劳动者;士和工商则都是学有专攻、技有专长,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人群。他们有的能讲学论道,有的能披坚执锐;有的巧言善辩,有的足智多谋。在公室养士,私门也争着养士的形势下,连鸡鸣狗盗之徒都可以混进士的圈子,吃碗清闲饭。所以,士,也可以称为自由职业者。
  本文所指的儒士,是学习、信奉、传承儒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而且只限于两汉,尤以东汉为主。就这三四百年间,有过多少这样的儒士,无可详考,文献可征的,一是儒士出身的位高禄厚的王侯公卿,二是专治一经或数经,以授徒传经为业,有的被授以博士(相当于教授吧)的衔头,有的也被任以实质性的官职的人。本文的儒士,主要指这第二类人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古人对学术的尊重和治学的严谨,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学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和对文化的促进。
  胡适说:儒者柔也。说儒者一味柔顺服从,缺少独立自主精神。其实不然,孔子讲礼,但很注重人格的独立。老夫子就颇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势人格。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甚至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些是他的育人标准,也可以说是以身作则的夫子自道。试看他的传人对暴政的愤恨和捍卫学术的无畏精神:《史记·儒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文质彬彬的儒生,背着职业道具投身真正的农奴起义,以暴力的武器对付残民的暴君嬴秦氏,完全符合孔子以直报怨的主张。司马迁于此深有感触,评论说:“陈涉起匹夫……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我特别欣赏这“积怨”二字,任你什么不可一世的暴政和暴君,积怨太多,是必然要粉碎的,因为被残害的人民已下定决心“予及汝偕亡”,世人都活不下去,你还能活得好?这一段史实,体现了儒学精神的一面。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其最突出的事业在教育。作为杰出的教育家,他自许的优点是学不厌,教不倦。寥寥六个字,概括了老夫子最可贵的学者品质,仅这一点,就可以称万世师表而当之无愧。这是儒学的传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历代儒家都恪守而光大之。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古代经典文本的复制十分不容易,通常只有经文,而无注疏,春秋三传之所以有文本,是因为已经分别成一家之说,上升到经的地位,所以先后都由政府设立了专业教授——博士。因此,儒士教授生徒,识文断句,读诵经文,有本可循,至于经文的义理,相关的典章制度,故事人物,全是言传口授,代代传承,一家之秘,不予示人。这就成了家法。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但精髓为经师所掌握,从不公开发表,非传人不得而知。所以古代学术特别注重师传,言不称师,即是背叛,不齿于学人。四十年前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书中多见“本师章氏”字样,小子无知,目之为迂。今方知其为诚笃君子。也算养儿才知父母恩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学生,有几个记得老师的?
  言规正传,汉代儒生治五经及学术传承,举例言之。“丁宽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丁宽专治周易,先受田何易学,尽得其传,使得老师赞叹。但同为易学,还别有师传,周王孙所传易之古义,就是其一。丁宽受两家之传,颇能比较是非,融会贯通,断以已意,“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与一般承传一家之说的儒士相比,丁宽是幸运的,特殊的。他不拘泥,敢接受,有识见,从而有创获。谁说古代儒生都是墨守成规的迂夫子呢?不仅此也,其人才兼文武,“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拒吴楚,号丁将军。”能治经又能治军,可以称为最早的儒将罢。在易学发展史上,丁宽是个重要人物,“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刘昆,“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二十二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这位易学传人,因其“多聚徒众,私行大礼”王莽担心他有僭上之心,将其逮捕下狱,累及家属。王莽篡权失败,才免于难。在天下大乱之时,隐居不仕,教授生徒,是位以传道授业为职志的典型的儒士。
  洼丹,“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虽遭乱世,不废学业,“建武初为博士,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崇之,称为大儒。”
  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
  孙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一人兼习二经,学问渊博,很受人的尊崇,“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
  杨政,“从代郡范生受梁丘易,善说经书……教授数百人。”
  张典,“习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举孝廉,为郎,谢病去,复归聚徒……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
  戴凭,“习京氏易”,是一位博学通经,以特殊的行事引起光武帝刘秀注意的儒士,仅举一例:“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儒士们在皇帝面前议论经学,辩难质疑,颇有点儒学民主的意味,皇帝也不自命聪明天纵,独断一切,让学者们通过平等争论以明是非,用胜者夺负者之席的方式以示奖惩。不用武器的批判,不损人格,不伤大雅,寓学问于娱乐,不是史有明证,我们能想象这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学术气氛吗?可见当时的学术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是武帝之前无专治儒家经典的博士,更不是武帝之前无博士,而是直至武帝之时,儒家的五部经典才遍置博士。博士专治一经,兼治他经的不多,如上述诸儒,研治经典,教授生徒辄数百人,当了博士所教的为有限额的博士弟子了。
  治尚书的。欧阳生从伏生受尚书,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博士,至“歙,八世皆为博士,……歙在郡,教授数百人。”
  牟长“少习欧阳尚书,……。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本之欧阳氏,俗号牟氏章句。……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
  尹敏,“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确是个“博通经记”的儒士,因其笃守其学、不信图谶而不受迷信图谶的刘秀赏识。
  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明经,举孝廉,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
  孙僖“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其次子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像欧阳氏一样,成了尚书世家,子孙世继其业。
  杨伦“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千余人。”
  治诗的。“鲁人申公,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白受诗。……归鲁,退居家教授,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授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这是一位很严谨的学者,笃守师法,其教“亡传”,颜师古解释说是“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疑者则阙弗传,”不强作解人,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慎重态度。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这位诗经博士笃信儒家尧舜揖让,汤武征诛的历史评判,曾“与黄生争论于上(汉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双方都是徒托空言,泛论纲纪,是非难定。但论史应有鉴于今,古今一理。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这一引申,接触到汉家政权的合法性。为黄生计,也可以说:“必若云,人皆可以借受命之名而犯上耶?”问题的答案确属两难,好在刘秀比较英明,不给人戴以古非今,恶毒攻击的罪名,不了了之。“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韩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韩诗外传》流传至今,为一家之言。“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
  魏应,“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伏黯“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因无子,以兄之子伏恭为后,恭少传黯学,以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为二十万言。”
  任末,“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
  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教授常数百人。”
  杜抚“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沈静乐道,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
  杨仁,“建武中诣京师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
  赵晔“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这位赵晔,可以说是笃学尊师的典范,因此,学术成就很可观,“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赵的家乡),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之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东汉集诗学大成的,数东海卫宏。先是“九江谢曼卿善说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治春秋的。齐人胡母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崇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称得上德业俱尊的一代宗师,年老犹执教不倦,广育人才,弟子中的翘楚就有后来的丞相公孙弘。
  广川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眭孟传公羊春秋,弟子百余,其中两位高材:一个叫严彭祖,一个是眭孟姊子颜安乐。二人“质问疑谊各持已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春秋有颜、严之学。彭祖为宣帝博士。
  山阳人丁恭,“习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
  汝南人钟兴“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
  北海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
  陈留楼望“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
  豫章陈曾“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
  河内张玄“少习严氏春秋,兼通数家之法,清静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各择所安,诸儒皆服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扶风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知名太学。……常避世教授,门徒数百。”
  任城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以为谷梁、左氏二传都属不可救药无所用之废物,惟公羊一家之说,如墨家守城,坚不可摧。
  武帝时治春秋的有两位大学者,一位是瑕丘江公,一位是董仲舒。“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足见学术的兴盛,大赖于政治上的扶持。“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擢千秋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悯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肖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大盛。”政治人物的地方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学派的盛衰,可见矣。
汉初治左氏春秋的是北平侯张苍和梁太傅贾谊,贾谊作有《左氏传训》,不传。至王莽之世,“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和刘歆。”
  河南荥阳服虔“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
  颖容“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
  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专家以外,还该提到两位博通的儒士,一位是汝南许慎,“少博学经籍,……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一位是汝南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东汉儒学集大成者是郑玄。玄受业于太学,师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自以为山东没有可以为师的人,于是入关师事扶风马融,“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老学生教授新学生,郑玄在其门下三年,没能见到老师一面。但他学问渊博,“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治学不囿于儒业,兼容道家;不限于经典,包含艺文。郑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年届六十,“弟子河内赵尚等自远方至者数千。”
  综上所述,可见两汉儒士对其一家学术的传承,作了艰苦的努力,恪守家法而不拘泥,有所发展,有所著述,为捍卫一家之言,不顾个人利害,党同伐异,辩论质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汉代,政治对于文化学术的干预控制,还是比较宽松的。儒士在普及学术文化方面作贡献。两汉儒士成了博士,专治一经,只表明他精研此经,并非于此外的儒家经典并不了然,只表明他是以该经教授于大学,并非他在此之前后的教授生徒也只教此一经。用现代学制比拟,可以说易、书、诗、礼、乐、春秋所谓“六艺”乃是大学课程。郡国乡聚,另有教授中学、小学课程者。王国维说:“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是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以一师专授者,亦有由经师兼授者……但有授《论语》、《孝经》、小学而不受一经者,无授一经而不先授《论语》、《孝经》者。”(《汉魏博士考》)博士弟子是有定额的,学童和生徒则不定员,动辄十百人数千人不等。儒士们博教于民,  启发民智,促进文明进步,真是功不可没。而许慎和蔡玄二位,正是儒学的提高和普及两方面代表人物。

  两汉儒士的操行风范

  儒学是治世之学,治世以个人修身为本。修身重在力行,不尚空谈。孔子说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说得好听,不如做得扎实。儒学之士,大都恪遵师训,砥砺操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了学道,艰苦不足惧;为了卫道,更无所畏,“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史记》卷一二一)。这位老先生,性格同其名一致,像花岗石般坚固,面对皇太后,不阿谀奉承,说太后所信  奉的学说是僮隶之言。恶毒攻击,太后能不震怒么。还好,太后的处罚有幸免于死的可能性,加上景帝暗中维护,给他锋利的刀子,一刀毙豕,免于被豕咬死,两千年后,我还为辕固庆幸,为他自豪。
  严彭祖为宣帝博士,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为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竟以太傅官终。”太傅是候补皇帝的直接老师,名分是很尊崇的,但没有行政实权,与宰相相比,含金量差到不可同日而语。这位“或”先生也许颇有背景,故意向他透风:你识相点,走走后门,疏通疏通,当宰相不难。严夫子却恪守经术,不从俗苟求富贵,以致他当不了宰相,“或”先生及其后台也不曾在他身上捞得点什么。盖时有今古,人心同然。以今例古,我这揣测之辞。虽不中,不远矣。
王莽之世有刘昆,教授数百弟子,“每春秋饷射常备列典礼,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行礼仪都没有礼器,搞一套小孩拌家家的代用品。大概弄得很认真,县老爷带上手下人都前往参观。这本是一种礼仪演习,却招来大祸,“王莽以昆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聚徒是搞小集团,为当局所忌,行大礼更是现行反皇帝,自然诛及家属。幸而王莽篡汉未成,刘坤得免于全家被杀。随即赤眉起义,天下大乱,刘昆逃到河南负犊山中,“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老儒士以教授为业,视名利如浮云。但他这德高学富的名声却传到最高刘秀那里,逃无可逃,被任命为江陵令,后徙弘农,以至当到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老实人一个。既然满世界都传你在任上,连年火灾,你向天叩拜,从而降雨止风;因虎为害,你行政三年,虎负子渡过河去,已经传到皇帝耳中,你何不借机生发,归功于英明领导,借以歌颂一番,以博皇恩荣宠。刘先生一副书呆相,实话实说。刘秀真个聪明,“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十余人。”算是看出了老先生的人品价值。
  这样潜心学术,轻视功名的儒士,所在多有:洼丹“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任安“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称疾不就”。孙期 “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司徒黄琬特辟不行。”孔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新建大尹,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为了信道守志,不肯做官,甚至不惜与老朋友分手。杨伦“郡礼请,三府并辟,公车征皆不就。”高羽“以信行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赵晔“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这是陶渊明先辈模范。“耻于厮役”,“不为米折腰”,先后辉映。因其学术不及陶的文学成就,所以其高行虽在陶之前却鲜为人知。丁恭“州郡请名不应”。楼望“赵节王栩(刘秀的堂弟)闻其高名,遣使赍玉帛请以为师,望不受。”何休“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辞病而去,不仕州郡。“郑玄少时不乐为吏,父怒之,不能禁。”学成之后,曾因党事被禁锢,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威,不敢违意,遂迫协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邀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何进,袁绍是两个大将军,对郑玄礼遇有加,郑玄却不为所动。应劭也是有些学问的人,因其貌恭而心有骄气,所以郑玄轻轻敲了他一记。这都是一些献身学术,研究儒经,发展儒学,传道授徒,普及儒学,以此为终身目标,有做官的机会而不肯或不屑抑或真实不会做官的人。在当今人间世,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以现今一切取决于权和钱的俗眼光看来,是儒学误了他们。但是,不管为毁为誉,二千年后,我们还记得这些人。
儒者也不是一味清高,不事王侯尚尚其事。他们做了官就勤政爱民,清廉自守。欧阳地余,“元帝即位,地余为侍中,贵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母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清廉洁著,可以自成。’及地余死,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其子不受。天子闻而嘉之。”儒者子孙都是诚信君子,不谋钱财,名正言顺的赙仪尚且不受,会想到请婚宴,乔迁宴,生子宴,状元宴,升官宴……来敛财么?这还只能是消极的洁身自好。积极的以国事为重,不顾个人利害的也大有人在。
  安帝时的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管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暮夜碎金,成为千古佳话,比之当今受红包、吃回扣、暗箱操作、大捞钱财的贪官污吏,其操守之高下,相去几何?

  顺帝时的宋登,因其“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典律,转拜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权臣之可恶在于以权谋私,可畏在于其有权;宋登之敢抑权臣在于有胆识,苟利国家,无所畏惧。孔僖的次子季彦,守其家业,习春秋,“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向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盛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东汉一代,外立者四帝(安帝、质帝、桓帝、灵帝),临朝者六后(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闫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安帝虽称尊而权归邓氏,令出房帷,威不逮远。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直斥“贵臣擅权,母后党盛”,冒着多大危险。“左右皆恶之”,是自然而必然的。
  《论语》首章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朋友一伦高度重视,认为朋友是每个人进德修业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被称为宗圣的这位曾子,“日三省吾身”,其中一个自省项目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信:诚实不欺,恪守然诺。
  儒士杨政,曾从范升受梁丘易,“范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穿耳,抱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犹不退。哀泣辞请,有哀帝心,”范升得免罪,杨政因这件事而声名大显。姑不问其时婚姻制度三娶是否违禁,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共识之下,是能得到社会的宽容的。皇帝还是个有人情人性的人,面对杨政为其师冒死哀请的这种情义,他恩准了,而且不以惊驾治罪,还算个明白人。杨政从而显名,足见得到社会的认同。
  尚书博士欧阳歙“坐在汝南藏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藏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真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不论什么博士,什么司徒的。这千多个求情者纯属多事。但如十七岁的礼震,以拯救绝学为出发点,以杀身为代价,那就情有可原,甚至可感—感天地泣鬼神了。历代津津乐道的孝女缇萦,也仅是愿入宫为奴婢以身赎其父罪,与礼震愿杀身以赎师罪相比,就太不足道了。
  郑玄逝世,“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学生们躬执孝子之礼,以表示对老师极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情意。更重要的继承老师的事业,整理老师的著作,“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帝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师生之间,过去以拟父子,我则归入朋友一伦。杨政、礼震的义举,比之游侠义士为朋友两肋插刀,毫不逊色,这也是教师的成功和荣誉。我  尝想,以往的教师是圣人,譬如蜡烛;文革及其后的教师是仆人,譬如手杖;开放以来的一些教师,八面应酬,左右为难,不得不做商人。
  博士包咸,“宪宗以咸有师傅恩(曾在其为太子时授之《论语》)而素清苦,尝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朋友有分财之义,况师生之间乎。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本是儒者的作风。而人间的有些情义,不是物质财富能体现的,也不是可以用通货来计量的。任末的“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这是儒家的本分:“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后来任末的老师逝世,他奔丧途中,竟染重病,不起,“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其侄是否将他安葬在其师墓侧,不得而知。单讲任末对老师的这份深情,死而不已。“死而有知,灵魂不惭”,世间有比这更感人的真话么?《后汉书·李膺传》:“膺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史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李膺犯罪株连门生、故吏及其父兄,景毅之子是李膺学生,因未上名册不被追究。景毅却主动承认,真是重情重义,临难不苟免的大丈夫。
  钟兴,“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知徒莫如师,丁恭举徒不避嫌。因为所举得人,钟兴奉诏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及宗室诸候,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邪?’兴曰:‘臣师丁恭。’于是复封恭,兴固辞不受爵。”教师教育学生成材。且举荐学生得大用;学生得大用成功,受高爵厚禄,不忘其师。有其师必有其徒。丁恭是不少的,钟兴就很难得了。这才成为佳话,所谓相得益彰也。楼望不受王府玉帛之请,教授生徒著录九千人,及卒,“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者以为荣”。古代交通不便,跋涉艰难,几千人会集将历多少辛苦。古人尊师重教的淳厚风范,于此可见。
  然而事未可一概而论。朋友之间,师徒之间,尔诈我虞,以怨报德的事也是难免的。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其人轻薄,好自称誉。“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为耀。”孟喜用谎言达到自炫的目的。但其同窗梁丘贺疏通(犹言分别也)证明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喜家乡),安得此事?”孟喜失信于儒林。消息传到最高,本有资格补博士缺的孟喜,也不被任用了。易学家高相之子高康“以明易为郎”,“及王莽居摄,东都太守翟让谋举兵诛莽,康候知东都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日翟让起兵,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姑不论其上书的用意在向新朝邀功之是非,只论出了事就往教师身上推,还算得个“士”吗?其卑劣固不待言。高康亦有责任,居然教出这样的人来,真可谓咎由自取。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话是不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其为太子时,其父“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汉书》记得更详明:“戊与吴通谋,二人(申公,白生)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杆臼碓舂于市。”刘颁说“胥靡说文作缗縻,谓拘缚之也。”这样对待教师,真史无前例。这位劣徒随吴王谋反,兵败之后自杀,也算有点血性。从另一方面看,可以叫恶有恶报,因其贵为王侯,有优越感,无视道德伦理,一般百姓不会这般不顾师道尊严的。
  汉武帝尊崇儒学,是以之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并不统一思想,要求舆论一律而禁锢百家,甚至对百家进行武器的批判。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传播,实为武帝之大功,岂可以之与毁灭文化的赢政相提并论?刘邦马上得天下,可说全无文采。惠帝除挟书之律,但民间藏书者心有余悸,末敢公开。至武帝之世。六艺之文,诸子之作,兼收于秘府。倘使武帝以降严禁学人研习百家,就不会有刘向父子校书从而编出最早的书目《七略》,史籍上也不曾有过因习异端而获罪的事。“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末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探求阙文。”在那文明程度不高的时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受到尊重,儒士受到社会的崇敬和政府的礼遇。
  即如上述被楚王戊恩将仇报的申公,回鲁居家教授,其弟子王藏和赵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言其师申公,于是皇帝“使使束帛加壁,安车以蒲果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可谓照顾周到,体贴入微。刘昆年老,求退休还乡,“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包咸“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魏应“肃宗甚重之,数进见论难于前,特受赏赐。”最高统治者对儒士的尊崇,其实就是鼓励推进儒学的举措。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民间自然会受其影响,形成风气。任安精研易学,兼通数经,“时人称曰:‘欲知仲桓向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定租,任安字也。杨政善说经书,“时人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子行其字也。戴凭在正旦朝贺百僚毕会之时,在皇帝面前与群臣诘难经义,驳倒五十余人,“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召驯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名于乡里“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许慎博通经籍,“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这些口碑,具体是对一个儒士的赞扬,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以下两件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包咸是习鲁诗和论语的儒士。“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孙期习京易氏和古文尚书,家庭贫穷,奉养寡母特别孝顺,以牧为业,地方上颇有好名声,“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郑玄建安九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后汉书·郑玄传》),赤眉黄巾之类所谓农民起义,几万几十万人过州闯县,不抢百姓他们吃什么?但他们心理还正常,不属于迫害狂之类,也不仇视知识分子,反而格外尊重。两位儒士叨古人质朴的光,幸免于难。这也反映了世风之一斑。
  孟子说过:“人言不如人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人言,即使是哲言妙语,至理高论。从教育的功效上说,总显得抽象空洞,能使人明白但不能使人感动。而人声,指人的声誉,即人的道德,节操,事功,特行的社会效应,这一切得到社会的认同,受到世人的普遍崇敬,成为众人取法的楷模,就有一种巨大的教育感染作用。扩而充之,成为社会风气,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就是无言之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善教实有赖于善政之倡导、扶持,从而达到养育人才,移风易俗的目的。人才关系着礼乐行政,风俗影响着社会安宁。如此说来,良好的教育正是良好的政治的一部分,完全合乎古训:“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这个角度说,两汉儒士传承学术,普及文化的实践中所养成的勤勉精神、高洁品质、崇高的人格节操、诚信的友情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还是值得记取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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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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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huho 发表于 2020-11-9 20: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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