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
自明末清初，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近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时期，侯外庐先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想”的时期。从文化传统而言，西方的启蒙思想运动批判基督教的神学传统，而要复活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他们所要批判的和所要复活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并且在政教分立的体制下，基督教并不能完全覆盖世俗政治，世俗政治有相当大的发挥空间，即如法人雷南所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相比之下，中国汉代以来的经学与先秦的原典儒学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东西，并且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覆盖了世俗政治的一切方面，因此社会要脱离儒学而独立发挥出一套政治论说，无异是件脱胎换骨的事情。这种情况是中国启蒙思想本来就难产的原因。
但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毕竟产生了，只要有一定的适合条件，它就会发育成长起来的。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王夫之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对传统的经学作了极富创新精神的哲学阐释，以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思想武器；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则发挥了原典儒学的民本思想和抗议精神。顾炎武读此书后写道；“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这是最发人深思的论点。清人入关，建立了新的专制王朝，随即大兴文字狱。这一时势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转而折入乾嘉经学思潮的重要原因。正如章太炎所说：“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 善矣。”（《检论》卷四《清儒》）乾嘉时期的学术，被称为“朴学”，又被称为“汉学”。这一时期虽然产生了许多“儒宗硕师”，但从更重要的方面而言，则是以考据的烦琐代替了道学的烦琐，使得传统的经学因此丧失了及时作近代转化的时机。
然而乾嘉汉学仍有其意义在。其意义在于对古籍作了实证、全面的整理。乾嘉学者标榜“实事求是”，重视考据。章太炎先生归纳其优良方法为六点：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语，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乾嘉学者以此种态度和方法研究儒家经典，我们可以视此一时代之经学为“朴学化的经学”。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激于国危世衰，不再像乾嘉学者那样终年蛰居书斋，而是积极关心社会政治，在学术上遂由东汉的古文经学转向西汉的今文经学，试图借春秋公羊学关于“三世”说的微言大义，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龚自珍、魏源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魏源受林则徐嘱托，广泛搜辑史地资料，撰成百卷本的《海国图志》。其序文称此书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此书成为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晚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上承龚、魏的公羊学派思想，并吸收融合西方的国家学说、民主思想和进化论，对中国传统经典加以新的诠释，如他在《孟子微》中赋予公羊学“三世”说以新的意义：以“据乱世”为君主专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太平世”为民主共和。康有为甚至甚至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儒家学说当中，都说孔子、孟子已先创之。其说发扬焯励，风靡于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参见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我们可以视此一时代之经学为“西学化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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