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
孟子的“亚圣”地位，自封为“王者师”，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的。他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了“义”。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孟子说：“大德者不官不王”，这更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独立的宣言。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师”，王者若不认他这个师，他就做独立的大丈夫。
壹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而子思又是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这就显示出孟子的正统地位了。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统，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的。也就是说，他于儒门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大功勋。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数孟轲先生最为有斗志，有干劲，有热血，而又最无私心，无渣滓心，无势利心。一句话，最无“小”心。
孟子对儒门的大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他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了“义”。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曰“成 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就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
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乃表明他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 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也无需知道，无需控制也无从控制，只要他外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即可。“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所以，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操作性强。
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之上，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外面经过，这头牛—边走一边发抖。原来这头牛要拉去宰杀，用牛血去衅钟。宣王看着这牛发抖。心里不是滋味，就下令放了这头牛。另换一只羊去衅钟。这事让孟子知道了，他据此一口咬定齐宣王有仁心(连宣王自己都不大相信)，是块好料子，现在只差由他孟轲来给他雕琢成器了。
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适宜)，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地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识到，要人人都有一颗圣贤之心，实在是一种妄想，现实一点的是，要人人都能对自己有所约束。应该说，孟子走的这一步，使得不可企及的孔子人格理想走向了大众。大众不可能人人在事实上成圣，但大众可以通过自我约束，去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孔子的“圣贤”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追求，而孟子的“义”则有可能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孟子对儒学的三点发展中，这一点最值得我们肯定。
第二，如果说，孟子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那么，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这一点上，孟夫子可是为儒家学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
是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他做得蛮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纯学术向政治实践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合二为一，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成“士大夫”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不是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呢？
同时，这一套政治构想上有六经之依据，下有统治者之扶持，从而使儒术后来“独尊”。鲁迅说，“孔夫子是中国的权势者捧起来的”。权势者为什么单单相中了孔夫子，而捧他尊他呢？就是因为孟子的这套政治理论。毋庸讳言。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而专制政治也必以道德为基础。所以，孟子的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政治构想，必然与专制政治“狼狈为奸”，从而贻害无穷。简单地说，孟子的政治构想是这样的，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人本性是善的，因此就有仁心的苗子。把这仁心加以扶植，不让其放失，且使之枝繁叶茂，便是养身了；然后用自身这光辉的形象作样板，“刑于寡妻”(给妻子做道德规范)，便是齐家；“以御于家邦”(以此治理家国)便是治国；用仁政治国。就是行王道，行王道当然是“天下莫之能御”(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从此天下太平了。
这种构想的幼稚性实在太明显了，而这种幼稚的政治构想竟然蒙蔽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那些劳心竭虑想求治的士人们只知道耐心地等待一个不失仁心且能把这仁心报恩到广大百姓的圣明君主，并且在无数次的失望后也想不出要另谋生路。直到“五四”后，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十六人为代表的知识界，还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主义”呢。在孟子这一棵树上，吊死了多少代的英雄豪杰与智谋之士？这里面有统治者的阴谋吧？但我想，关键还在于文化自身的缺陷。即此一点，我斗胆说，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它不成熟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成熟的地方。
现代的读者能觉得出孟子这一套构想的幼稚，应该说是得力于“西学东渐”，知道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而换一个活法。古代的那些智谋之土，其个人智慧不管多大，也不能窥破这个文化阴影之中的机关。
孟子的这一套宏伟的雄辩滔滔的政治构想，包含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似乎有不可摇撼的威严和合理性。但我想，他的前提是否错了？一旦不能证明人性是善的，并且君主们都能不丧失这微弱的善的小苗苗，且在花天酒地醇酒妇人以及血腥“相斫”时，还能扶植这个小苗苗，使之蔚然而成大气候，那么，孟子的整个政治建筑都将土崩瓦解。这就要谈到孟子的“性善论”了。
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未作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
但孟子的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基础。在这一点上，孟子对儒家可谓功勋卓著。后来程朱等人严厉批评荀子的性恶论，并借此认定荀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们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问题上决不能作丝毫的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了，儒家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程朱等生活在古代的书斋中的老儒、以及生活在现代洋楼里的新儒，管他进化了多少代，也还是不能证明“人性善”。不能证明人性善，却依然不妨碍他们谈“内圣外王”，甚至膨胀到认定儒学将要拯救世界，这就只能让人觉得他们有点不诚实。
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它不属于理性范畴，而可能属于非理性范畴。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我们说，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所以，若以经验来证明，我们也可以证立人性恶。此外，孟子还特别喜欢类比证明，但用比喻论证实在是冒险的证明，也是证明的冒险，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骗局，这要视证明人的品性而定。告子认为，人性如同流水，挖开西方则向西流，挖开东方就向东流。所以，就如同水没有一定的方向一样，人性没有善与不善。
孟子批驳说：“水确实不分东西。但也不分上下吗?人性的善，就如同水往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往下流的。” 孟子不懂地球引力，但他看不出万物都向下落吗？难道有人看见苹果落地会发现地球引力，而我们就只能以此证立一种道德观点吗？
孟子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这个比喻论证可以证立其真，也可证立其伪，也就是说，水永远向下，只能比喻人性有一固定趋向，但并不能证明它的具体方向。我们把孟子的原话改动一个字看一看：“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改“善”为“恶”，这个比喻不仍然成立么?孟子能证明什么呢?
贰
既然我们不能从事实上证明人性善或恶，那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做价值层次上的选择。孟子已被自己的证明搞得焦头烂额了，还不如趁早摊牌，获得解脱。他有一句话，表明他认定性善，乃是出于价值考虑而非事实认定。这句话是：“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他的意思是你若说人性不是善的，那么人要是做了坏事，并安心于做坏事，且声称这是出自人的本性，你有什么理由制止他呢？唉，这位天真迂阔的孟夫子，他竟幼稚到想用道德激励的方法来防止罪恶！而后来的人也确实这么干了：我们喊几声“皇上圣明”，心里并不认为那个憨大真的圣明，而是想借此鼓励他变得圣明一些；喊“皇上仁慈”，也并不认为那凶恶的家伙真的仁慈，而是想借此使他不好意思凶恶。噫！
当我们认定性善，撤去一切自我防范，把一切都交给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皇上后，我们除此之外，能有其他什么法子么？谁让我们撤除了对权力的戒备呢？是“人性善”呀！所以我们也只有等待着君主们偶一良心发现，像爱惜一头牛一样爱惜我们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黑格尔关于人性的议论。他首先承认无法从事实上证立性善或性恶，所以他认为，说人性善或说人性恶都对，但他下面的话很有意思：“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就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人性恶时，我们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为什么说人性恶比说人性善伟大得多？
显然精通逻辑思虑冷静的老黑格尔比冲动激情的孟夫子老成而深刻，而中西文化在这里显然分出了一些优劣：说人性善，只能祈求人们向善，它相信人的自我道德约束，最终导致的是政治专权；说人性恶，便能积极地去防恶，它导致的是对权力的制衡。真的，孟子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老黑格尔却说出了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叁
孟子的言论，往往有不刊之论，这是其不朽之处。但这也是他的障眼法。他的正大之论，往往和他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构成对应关系：他的哲理，或不能从他摆出的事实中推理出来，或不能解答他要论证的问题。所以，他的文章，徒以气势胜，而缺乏内在逻辑。
如孟子讲厚葬，主张“不以天下俭其亲”，并且身体力行地厚葬了自己的母亲。如果他要求造棺材的木匠都谨慎的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以完成道德自我完善，那孟子葬母的大典就完不成了，除非孟子自己去造棺。而那为孟子先母造棺椁的人也是不仁的吗？
如果说，孟子的“术不可不慎”是说，职业（或专业）也有道德与非道德之分，那么，他的“为役”论，则又好像在说，地位的高低也有道德与非道德之分。一个大思想家竟糊里糊涂地搞出这么一个结论，真让人为他脸红。但程朱们还在那里喝彩不迭呢！比较一下庄子的“盗亦有道”，我总觉得还是庄子可信一些。
我有时在家里发呆，像孟子这绝顶聪明的人，何以会犯这么多简单的逻辑错误。他不是说他为人有两大优点，其一就是“知言”么？他曾指斥过他那个时代言论上的诸多毛病，把它们概括为诐辞（偏而不正的言论）、淫词（过头的言论），邪辞（不正当的言论）、遁辞（吞吞吐吐的言论）。
孟子所谈的，不是真道理，而是道理，是他想象中、主观中的历史。
所以，他所谈的，不是真道理，而是道理。他认定价值判断优于事实判断。甚至对历史，他也采取这种态度。他所谈的历史，往往不是事实中曾有的历史（他根本就没兴趣对历史做事实的考证），而是他想象中的历史，在想象中美化或丑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他主观中的历史。
用这种态度来研究历史，是不科学的，但他的这种方法，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来关于历史的信念和道德的信念。问题还在于，一个哲学家，对“真”不感兴趣，他还能加哲学家么？他的哲学的贬值，不是必然的么？总之，孟子用正义的原则来代替逻辑的原则，又用他那半通不通的逻辑推理代替事实，正如同用复仇行为代替法律审判，又用推理来断案。在先秦散文大家中，数孟子和庄子最为偏激，最钻牛角尖，但他们的文章却也因此最好看。与偏激的人聊天较有趣味，与公允之状可掬的人打交道则乏味透顶。读文章也是如此。
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天真气也。”是的，庄子有大癖，所以他的文章中有大的深情，深不可测；孟子有大癖，所以他的文章有天真气，真气淋漓。他们的文章，是天下之至文了！
肆
孟子政治构想的脆弱易碎，还不仅仅在于他的基础“性善论”的可疑。这只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使它致命。这第二个问题是：即便出现了一个绝对的圣人，而他又具有了绝对的权威，他能仅凭一己的道德标准示范治理天下吗？
结论是明显的，韩非等人也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并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但历史的儒家都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可以在“性善”问题上、“内圣”问题上纠缠不休，有时甚至气壮如牛，但他们从来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即“外王”问题上恋战。在这个实际问题上，他们只是虚晃一枪，赶紧溜走。他们宁愿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说别人不真心诚意不修身齐家，而从来也不愿意对自己的理论做一点点认真的检讨。一代一代的儒家在对自己理论的迷恋与狂热中，已失去改过自新的机会了。
现在，竟还有什么新儒家在那里痴人说梦似的老调重弹什么“内圣外王”，或老调新谈什么儒学将要拯救世界。我本不想鞭尸，但偏有些人要借尸还魂，装神弄鬼地蛊惑人心，我也就迫不得已了。其中有一篇叫《孔孟的道德和家庭》，就是刺一刺那个什么“内圣外王”之道的。
傅伟勋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一文中，说孟子关于他的“人性善”，有“十大论辩”。我的直觉是，真的真理只需要一个证明，甚至不需要证明，几何学中“直线最短”就无需证明。连狗都知道循直线跑去抢骨头，而不是弯弯绕地去，如一般有学问无见识的学者。
所以，我以为，要批倒孔孟或者礼赞孔孟，不需要人山人海的大批判，也不需要学者们什么“现代化转换”之类的学问和功夫，只要请出孔夫人、孟夫人，让她们谈谈孔圣人孟亚圣如何处理家及其效果，即可。《大学》上不是明白的宣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么？即便“内圣”了，“外王”还不是一句空话？
伍
孟子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这一点不比孔子，孔子坚如磐石。最早批评孟子的是荀子，这位和孟子同在稷下、同尊孔子的后辈好像和孟子有些过节，他对孟子的批评非常地感情用事，很有一些泄愤的味道。这与他一贯的公允平实大相径庭。在与君主的关系上，孟子“大丈夫”气太足了，使乐于做妾并做出甜头做出味道来的他们颇为心烦。比如程颐，他赞孟子“仁义”，赞孟子“养气”，赞孟子“性善”，赞孟子“以道自任”，一路赞下来，却在另外一处停了下来，瞧来瞧去不顺
眼，嗅来嗅去不是味：“孟子有些英气”——他说对了——“才有英气，便有圭角”——他又说对了，鼻子灵，政治灵敏度高。大凡走狗，鼻子是第一位的；大凡做妾，善伺颜色是第一位的——“英气甚害事”——害什么事呢？照他的意思，当然是害成圣成贤之事。但我还是戳穿了他说，害成妾成臣之气。
孟子有英气，英气勃发，那是丈夫初长成时的阳刚之气，浩然之气。孟子有圭角，凛然难犯，那是男儿的铮铮傲骨，无一丝邪媚之态。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而程颐，照他看来，孟子若去掉英气，磨去圭角，圆滑邪媚，又酸臭冬烘，像他那样整日龟缩在一己的养性斋中做所谓的道学，养所谓的心性，对天下汹汹罪恶装聋作哑，以麻木不仁为圣贤气象，以无同情心无良心为修成正果，那才算是成了圣。
成了“圣”么?我看是成了“妾”了吧？那个程朱的道学，我越看越像“妾学”。“妾妇之道”是什么呢?孟子早就说过了，也点破了：“以顺为正”!“以顺为正”了，还能有英气么?
我喜欢孟子，乃是相较于程朱们，就人格而言，我喜欢堂堂正正的刚烈汉子，而讨厌那种百媚千娇的温软小妾。孟子比起程朱，确乎是顶天立地的豪杰，硬汉子，他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使得二程朱熹之流愈显卑弱而孱头，他的粗嗓门发出的是黄钟大吕般的声音，愈显程朱们的声音如尖细的秋虫之鸣。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恰如夫妻关系。有时文化甚至连妻的地位都没有，而是妾。妻妾很小心地侍奉丈夫，温柔敦厚，即便怨也不能怒，即便哀也不能伤。“夫为妻纲”与“君为臣纲”是并列的，文人一旦做了“臣”，君就是他的纲，而“臣”与“妾”合成一个新词叫“臣妾”。
可见做了人家官僚机构中的一员后，便如同做了妾，臣为君所弃，降职，流放，亦如同美人之失宠，打在冷宫。纵使你有万丈雄心，碰到哪怕是像宋孝宗这样庸碌的君，你不也一变而为温婉又悲凄的小妾?这种文化传统太可怕了。但在孟子的时代情形还不是这样。至少那时候诸侯多，又没有包办婚姻，更没有“一女不事二夫”之说，所以，可以移情别恋，也可以独身。孟子就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宁做处士(这个“处”也是“处女”的处呢)，也不随便入你彀中。
他在齐国就只做客卿，“不治而议论”，在“不治”中保持“议论”——也就是文化批判的权利、自由与视角，保持文化的独立品格，他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妾妇之道也就是为臣之道，他不愿意顺，所以他不臣。他要使自己的自由绰绰有余。
他还说，“大德者不官不王”，这更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独立的宣言。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师”，王者若不认他这个师，他就做独立的大丈夫。不吝去留，了无牵挂，就是不做委身事人的臣妾。
孟子好辩。不过像孟子那样盛气凌人，党同伐异，一般人是不愿意和他辩论的。齐宣王常派人来请他去聊聊，实在是雪中送炭的。但他偏偏还摆架子，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让齐王来见他。
孟子好骂。他骂杨墨，但他更骂诸侯。他常常骂得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对梁惠王父子，他好像尤其恼火，一则当面骂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这简直是说出了专制君主的共同兽性。“不仁哉!梁惠王也!”再则背后骂梁襄王“不似人君”。他把当时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我以为，在先秦，有五种主要的人格理想，其中一种就是孟子式人格，孟子式人格是什么?就是大丈夫!
富贵不能使他的心智惑乱，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改变，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
【原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
我们再看看孟子“大丈夫”的表现。孔子是“畏大人”的，而孟子则越是在“大人”面前，越是昂扬一丈夫。孟子说：饮酒作乐，驰骋打猎，跟随的车子上千辆，我即使得志，也不屑这样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不屑于干的；而我的所作所为，都合乎古代的制度。
【原文：般乐饮酒，驰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尽心》下】
他们那种种腐朽与堕落的生活，即使我得了志，也不愿意做，那我为什么还怕他们呢？真正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种正大光明，这种浩然正气，使得一切蝇营狗苟者都黯然失色。只有在这种伟大的“民”面前，君才会“轻”。孟子大倡“民贵君轻”，不亦宜乎!
我很惊讶这样的话出现在孟子的作品中。我想，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光辉顶点。伟大的人民能管理好自己，他们不需要圣贤与帝王的安排!“从来也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孟子的这种人格，也是时代的赐予。孟子是他那个时代原野上的参天大树，也仅仅那个时代的原野可以有参天大树。随着专制渐深，能生长的也只有一些“无人知道的小草”，而满足于“大地把我拥抱，太阳把我照耀”了。这些小草没有精神，没有性情，当然也就“没有寂寞，没烦恼”。时乎!时乎!
事实上孟子如此大倡民贵君轻，辩才无碍，口若悬河，理直而气壮，气盛而言宜，若在后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早就祸从口出，断送老头皮了。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去做“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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