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正元孔教思想与实践
作者简介：韩星 ，男，1960年6月出生，陕西蓝田人。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学位。现任职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提要：段正元是现代中国在民间弘扬儒学的大儒，他办道德学社，讲学各地，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其思想非常丰富，这里主要介绍他的孔教思想与实践。区分道与教：以道为本根，教为枝叶。孔子之道是智仁勇三达德下学上达之人道，孔子之教本末兼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宜古宜今，宜中宜外。孔子集万教之大成，有教无类，开万教大同之先声，仍然有其现代价值。儒道佛三教合源，万教归儒。孔教踏实，不尚空谈，注重实行实德。段正元言行一致，躬行实践。今天需要以儒道为理念推行儒家思想，注重实际教化，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
关键词：段正元；孔教思想；实践
段正元何许人也？笔者曾在一篇小文章中逆鲁迅先生之义而用之曰：“现代中国的孔夫子”[①]，以他为现代中国在民间弘扬儒学的真贞大儒。段正元（1864——1940），原名德新，道号正元，取天元正午，道集大成之意。四川威远县望集乡堰沟坝(现镇西镇红林村)人。段正元十五岁时，因母病求医，遇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姓龙名元祖。龙元祖一副汤药，使段母重病痊愈。段正元因此立志随龙元祖学医。但龙元祖不传医术，反劝段正元学道。于是，段即随龙元祖入青城、峨眉山学道。龙元祖授以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全体大用一贯之道。四年之后，段正元明心见性，即奉师命下山四处云游，寻师访友，交谈学道悟道的心得体会。民国元年于成都办人伦道德研究会。每周公开讲解四书五经，所讲内容皆由性分中发出，有问必答，百讲不穷，共讲123周。出《大成礼拜杂志》、《圣道发凡》、《上帝大中》、《外王刍谈录》等书。为宏扬孔子之道，携弟子杨献庭等二上京华。民国五年，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弟子中多有军政界要人，实现了其布衣教王侯之志。民国早年出有《道德学志》、《大同元音》等书，民国六年，成立南京道德学社，讲学于大江南北之间。嗣后，杭州、上海、武汉、徐州、保定、随县、张家口、太原、孝义、奉天、天津等地纷纷成立道德学社，段正元于各地讲学传道不止。各地所办之学社不花公家一文钱，不占国家一锥地，不受国家一名位，不向社会劝募分文，纯是弟子自由助捐。其道德学社宗旨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
据资料所载，除各大城市成立道德学社外，其它如县城边远之处成立道德学社或道德研究所、讲学所不下数十处，在民间形成一般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在战乱中成为保一方平安、挽世道人心的正面力量。段正元的思想非常丰富，主要的思路是传承儒家的道统—儒道，发扬儒家的教统—孔教（儒教），为儒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里仅就其关孔教思想和实践略做一梳理，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参考。
一、道与教
段正元的思想虽然从道家、道教、佛教那里吸取了许多东西，但本质上并不是以宗教立教，而是以“道德”立教的。他以传统儒家“理一分殊”的思路，认为“道”一而“教”殊，古来是“一本”（道）散为“万殊”（各种宗教），将来要“万殊”仍归“一本”。“道讲来是四面玲珑，可言说的非道，不可言说的非道；可思议的非道，不可思议的非道。”“教者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大道不明不行，不得已而为之也。”[②]进一步区分“教”与“道”云：“教犹植物之花，道犹植物之本。花由本生，教由道发，花不能离本而生，教不能离道而存。花不能与根本比美丑，教不能与道较高下。道本千变万化，圆通无碍。教则单取一线，有一定不移之方针。道者路也，随人共由，缓急迟速无人限制。教则含专制性质，强迫前行，步步加紧。”并进一步就儒道佛三教进行历史性的分析：“道家佛家以教教人，成者甚多。儒虽名为教，而至圣所讲是道。八面玲珑，千变万化，无丝毫专制压迫，数千年中，未成几人。不但成人少，并且世人都讲不得儒是什么。因儒教太宏大太圆通，不易讲也。行教易行道难。故至圣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因此，他认为讲“教”是迷信：“教甚易讲，盖讲教都是迷信，所谓窝起舌头说话，只讲半面。遇着时机，秉着一部分天命，各说各的，不管其它方面通与不通。如耶稣云：‘除我以外别无上帝。’要阐其教，使人迷信，不得不然。前大道不明不行之时，万教后学，盖在迷信之中。儒家迷信文章；佛家迷信顽空；道家迷信神仙；耶稣迷信上帝；回教迷信真神。其它非儒非佛非道非耶非回之教，亦莫不各迷信一端。非迷也，不明道而行教，不得不如是也。”[③]从道与教的关系上，段正元认为道是教的价值之源，教是道的工具承担。道是本根，教是枝叶；道是本质，教是形式；道是源，教是流。教之兴起是为了传道、明道、弘道、行道。在大道不明时，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各大圣人立法垂教，各有所偏，往往陷入迷信，现在到了万教归为一道的时候。
二、孔子之道与孔子之教
他在日记中记述自己向龙元祖请教时问何谓孔子之道：
龙元祖回答：“孔子是实行的人道。”
问：“何为人道？”
曰：“大学之道，即是人道的极则。子不明《大学》一书乎？在明明德者智也，在亲民者仁也，在至于至善者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达德者，即下学上达之道。夫妇之愚不肖，可与知与能之人道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此治世安民，开人道之始基，孔子以此继往开来，集人道之大成。”[④]这是从道的高度对孔子思想的精炼概括，认为孔子之道是智仁勇三达德下学上达之人道。
他还进行历史的论证说，古代圣王得大道之真旨，然后以道为教，开万世教统，孔子乃集古来圣教之大成，后儒仅得圣人之道的一偏。
道与德两而化，一而神，此为学之绝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由此其选也，至孔子集其大成。《诗》、《书》教人修性命之德，未尝离道，但涵而不露。大《易》教人修性命之道，未尝离德，然费而多隐。《春秋》之作，本孔子道成德备，不出户庭以经世，所以示万世名教之大防。内而圣，外而王，孔教固如斯其美备。所可异者，天既生孔子以传教，而乃不得广其传，得其传者，曾子、子思、孟子而已。递及宋明，二程、朱、张之纯正，周、邵、陆、王之高明，仅各具圣人之一体。今虽遍天下读孔子书，不过攻其糟粕。[⑤]
这是从道统的角度对儒家思想的总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精辟之见。
那么孔子之教到底如何呢？他继续阐发曰：
孔子之教，本末兼赅，譬之一心，心有所之，百体皆从其命令。无百本，一心固无所依；无一心，则百体皆无所主。犹之无百家，孔教固无以尽致，无孔教则百家皆无以折衷，舍孔子实无所谓教也。
孔子之教，先下学而后上达 (自来修养家，教虽神出鬼没，犹必下尽人事。人事既尽，而道始有成。何如孔子之教，次第而进，至平至常，即至神至奇寓焉，学者学昧此旨)，其事不外利用厚生。
孔子之教，如百谷之养人生，一时不可废，万古无或遗。凡一切教育家，因时制宜，不过如良药之救病于暂，若无百谷以滋其味，则元气不复，何由长治而久安？且由处常以及处变，六经虽无今时之事，而有今时之理。理得则事无不成，道无不在。
大哉孔子！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传；后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法。孔子诚万世之师表也，惟笃信好学善道者默契之。[⑥]
首先，孔子之教本末兼赅，道与教一贯；其次，孔子之教下学上达，内圣外王；第三，孔子之教具有普适性，百姓日用斯须不可离。为什么？因为孔子之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是大道的发用，因此，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宜古宜今，宜中宜外：
因时制宜，浅而愚夫愚妇，一时不可离。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上而君相师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是孔子之教；下而士农工商，皆是用孔子之道。孔道不可须臾离，慢说中国用此道，即是外国，讲富国，讲强兵，讲文明，讲自由，讲平权，讲大同，讲进化，皆是此道。圣道者，下学上达，如兜天之罗帕也，能大能小，能刚能柔，包罗天地，曲成万物，故不可离也。大哉！孔子之教，真宜古宜今，宜中宜外也。[⑦]
三、孔教的现代价值
春秋末年是礼崩乐坏，诸教并起的时代，而形成于这个时代的孔子之教集上古文化之大成，又开其后中国文化之长河，影响了两千多年。近代以来西学、西教东渐，孔教遭到了激烈的批判，而出现的局面类似于春秋末年，也是礼崩乐坏，诸教并行，学说纷争。这个时候，人们普遍对孔教及其功能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当有人问“万教之中，究竟何教可以平治天下耶？”段正元的回答仍然是孔教：
当今万教纷争，各教门徒，竞挟门户之见。亦有知道己教不完善，因习惯已久，不能变通；亦有知道他教高超，入主出奴，任意指斥；又有执迷不悟，陷入左道旁门，牢不可破，并不知何教完善。惟古来哲学名家，考究诸教，凭天良决定，多以有一无二之真教，有教无类之学问，平治天下。教育得其中和者，惟至圣先师孔子，下学上达，因材施教，内圣外王，一以贯之，可谓能集万教之大成者也。[⑧]
观今之世，教宗万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入主出奴，誉丹毁素，纷纭众说，几有谁适为从之叹。究之道有道运，行有行时。以吾人判教之眼光，察现下适时之教义，不惟耶回等教偏重博爱合群之说，不可以泛应曲当于今之时。即如太上之道，以天道为主，非不高矣、美矣，然只宜于归化时代，今亦不能行也。佛家之学，重在性道，非不邃矣妙矣，然只适于开化时代，今亦非其可行之时也。即合万教而观之，教教虽皆有至道，然各有所宜之时，亦各有所不宜之地。惟儒讲人道，其教始于日用伦常，由下学而上达，随人随事，随时随地，行之而无不宜焉。……是故欲返天道者，必先返性道。欲返性道者，必须先尽人道。人道何以尽？必由教始。教何以始也？即孔子云：有教无类。有教者，天下有儒之教也；无类者，万教大同也。然必先有儒教之行，而后万教斯能大同。何也？儒之道，礼乐刑政，天下一家者也。故礼云：儒为席上之珍以待聘，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又云：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又云：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谓其自立，皆有如此者。由此观之，谓儒为万教之先声，不亦宜乎！[⑨]
这就是说，当今时代与孔子的时代非常相似，万教纷争，各教门徒，竞挟门户之见，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道教以天道为主，佛教重在性道，儒家讲人道，但不是狭隘的人道主义或孤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以人道为主合天道性命为一体的。孔子能够集万教之大成，有教无类，开万教大同之先声。他相信，必先有儒教之行，而后万教斯能大同。因此，孔儒之教并没有过时，而仍然有其现代价值，可以平治天下。
他还进一步比较万教与孔教：
中外古今，万教虽多，一言可决，执两用中而已。凡教育不得其中者，道之一端耳。惟孔教为道之全体，时中之圣。事从宜，礼从俗，无论士农工商，智愚贤否，皆不能离此日用伦常之道也。举要言之，今世列强，虽未明行孔道，而文明进化，法律自由，实暗合孔子政刑之教；道德自由，社会主义，实暗合孔子大同之教。故舍孔子而言教，真所谓不知时务者也。果知孔教，则万教可一以贯之。[⑩]
这说明孔教能够执两用中，得道之全体，所以世界上其它宗教和思想学说都实际上暗合了孔教的思想，故孔教可以使万教一以贯之。
既然孔教这样好，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反而积弱不振，被西风西雨摧打得七零八落？当时就有人给段正元提出这样的问题：“先生于孔子，推尊独至，而海外无孔教，何以能富强？中国有孔教，而反文弱何也？”
他是这样回答的：
予幼失怙，不知好学。读孔子之书，只徒背诵，毫不解其义，于孔子并无感情。年十五得遇明师，始闻性道。后于释老耶回诸教，亦略有所闻，自高自大，小视孔子之道。三十余载，恨不得知音。其中阅历人情世故，千磨百折，艰苦备尝，乃清夜自思，人生天地之间，岂长此忧患而无一极乐之事。幸明师循循善诱，复将《论语》再三思索，始恍然孔子之道，浅近即广大所由来，平常即神奇所由出，忧惧即安乐所由生。前所闻性道，皆在孔子范围之中。予所以不沉滋于苦海者，实则孔子隐有以告我也。奈人不得其门而入，读书万卷，自以为孔子之徒，不知为名教中之罪人。假文章以取功名，假仁义以图富强，而全无公德之心。故读书人虽多，不能保身，焉能保家保国。然而我国之种族，终得以绵延不绝者，数千年来，虽未遍行孔子之道，犹幸有一二实行者，故元气欲散而未散，未为列强所并吞。列强虽无孔教，而其公德之心，间亦有所暗合。但专讲功利，斫丧元气太甚，一变不能至道。我中国果能实行孔道，则声教所讫，外国自不难一变至道，合五洲为一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证说明孔教可以兼容诸教。孔教在历史上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孔教自身之过，大半要为历代假文章以取功名而不知实行实践的读书人负责。西方虽然没有孔教，但凭其其公德之心，往往与孔教有所暗合。但是，如果一味地讲功利，就会斫丧其元气。中国如果能够借孔教实现孔道，就有可能象孔子当年说的“齐一变至于鲁，里一变至于道”，进而实现天下大同。
四、三教合源，万教归儒
段正元曾常时间在民间深入了解道佛各界，对伊斯兰教（回教）和基督教也有体察，然后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国情，提出了三教合源，万教归儒的思想。
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汉代的儒道互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道玄佛相互激荡，从隋唐开始三教合流，到宋明理学以儒为主，相容道佛，构成了中国文化蔚为壮观的景象。段正元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正本清源地区分三教：“道为万教之祖，万圣之师。……世间正教，唯得到与儒。佛不过陪衬一切，为万教中之大者，虽能包罗天地，养育群生，昆虫草木，悉要度尽。……无天道正于上，人道主于中，则佛教不能成立，头顶天，足踏地，食儒服儒，诸事仗儒。……儒佛合宗，天工乃全，故曰三教合源。三教之中，以道为根本，以佛为枝叶，以儒为花果，全体精神，在此一华。华能结实，其中含仁，故儒教重仁者。”同时，他又说：“其实三教并不可分，三教即是天地之精气神三宝，缺一不可。其所为分，乃不分而分，分而不分，所谓三而一，一而三。天地气化，凝聚则为三宝，泛用则为五行，故三教之外，又有耶回。以三宝言，道教是神，佛教是气，儒教是精。观太上言道、道、道，三个道字，真是神妙莫测，所以为神。至圣言学而时习之，何等踏实，所以为精。佛言性海，大周天界，细入微尘，所以为气。……三教均是大道精华，各有天命。得一可以贯三，得三而万事全备。”“三教本同源，推之万教，亦莫不是一本所发。”这些是对三教及其关系的精辟分析和定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为什么要三教合一：“三教各有天命，天地之三宝，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用处，但或固执一面，或偏轻偏重，则不能得道之全体大用。从前大道不明不行，各教互相辟驳，是三宝不合，五行逆制，故世界不得太平。……必要大道宏开，三宝打成一片，五行生生不已，三教合一，万教同归，道之全体大用，方能实现，天下亦于此太平。”三教合一，万教同归，就是合于一道，天下大同。他还根据时代的发展提出：“当今天下有道，人道昌明之时，大同世界，儒为主席，道佛皆听儒为，万教皆归儒主。儒行大道，保全天地人物，拨乱反正，一家天下，使老按少怀，皆是为己。”
为什么要“万教归儒”？段正元分析说，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意是先归罪于上，君与臣是相对待的，并没有偏于尊君的意思。孔子整理《尚书》，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中有民为本位，含贵民轻君的主旨。孔子的立教是有教无类；孔子的从政，强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原本没有丝毫专横的臭味。“所以耶回有教争，战杀不休，流血遍地。中国数千年来，万教并行而不相争，皆实行儒教大公无私之公道也。”“万教归儒”就是前面“万殊归一”的具体化。
五、孔教的复兴重在实行实践
段正元强调孔教踏实，不尚空谈，注重实行实践，因此，他特别反感和批评那些以文章骗取功名富贵而不知真正实践孔子大道的读书人：
儒家之教，真是性命之学。《中庸》首言天命之谓性，非言性命乎？每每读书人，半以文章作为实用，以为奇货可居，可以侥幸而得功名。即如上年吾到北京，遇一访学之人，见一翰林之文章，其题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其人见其文章，以忠信作主，内中说出至情至理，忠信不可须臾离，以为此人必是忠信之人。及后见其言行，毫无忠信。一日聚首相谈曰：“我见君所作的忠信文章，内中说出忠信之精微，真是不错。是以我不辞千里而来，以为可以为我之师，乃见君的行为，皆与忠信相反。何也？”其人曰：“文章是拿来哄功名的，并非实行之物。”吾在一旁闻之，正是文章误人。
也正是因为这些读书人，孔子而后儒者对儒道实行实践的不够，才造成了近代以来人们对儒者的不信任，对儒教的激烈批评。
有人这样问段正元：“常言说儒教中之罪人，即是衣冠中之禽兽。其教愈昌明，其害日深，至今害国殃民者，多半是儒门中之罪魁。夫儒教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实事，何反以害国殃民耶？”他回答道：“如果实行，即将大学明明德一句，施之于民，用之于行政，而天下皆是儒门中之善人君子也。当今是由儒道未实行。孔子云：‘天下无道久矣。’因天下无道，而儒教未实行，故遍天下之儒教罪人多。设若有人提倡真儒教，将不良教育，悉行改除，以孔子之性与天道，征诸实行，岂但我们中国儒教的君子多，而全球万国皆是儒教中之贤人也。”“吾言提倡儒门孔教者，重在实行真道也。其言儒门之罪人多者，非真孔门之徒也。藉儒术以杀人，是孔门之造孽徒也。真孔子之教，古今无二，天下无双，家国天下，无人不受其幸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人民享治安，社会享太平，非儒门孔子之教，其谁能之？今有上智之人，实行孔教，岂但听讼吾犹人，必也使无讼，是乃孔子之真徒，通天地人之真儒也，万教自归儒焉。其它读儒书万卷，能实行圣道一二，亦是行政上的君子，社会中之好人。”
他曾多次阐释实行实践，指出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都是古代圣人从实践中得来的。在《道一》中讲:“圣人之道重在躬行实践……圣人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非空谈理想。”孔教“所讲道德，非理想空谈，非宣扬文章，非矜奇立异。必期征诸实用，一人可行，一时可行，天下万世可推而准。”“儒教踏实，日用伦常，尽人道，合天道，穷通得失，由命不由人。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如泥作成器皿，可用于世，未得真火炼之，器皿易坏，若造到至圣，由尽性至命，其功万世不朽。”“儒教尚躬行实践，不贵空谈。”
1919年秋，有美国传教士何乐意拜访，问段正元，“贵社讲道德，何为贵?”段正元答曰:“重在实行。凡中外古今之圣贤他佛，无不是实行实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自命为中国通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想联合在野文化团体，联名通电，呼吁和平。为了取得段正元的支持，他亲自到道德学社拜访段正元。当他说明来意之后，段正元认为，和平呼吁非一纸电文可了，问李通电之先如何预备，通电之后如何进行，李回答说我们只管通电呼吁，至于如何进行则管不了，让他们军政界自行商量可也。段正元听后甚感遗憾，批评道:“听说欧人发明物质，重在实验，宣传教义，刻苦勤行。足下热心社会公益，关切中国政治，大名闻之久矣，以为必是一位大实行家。今主张呼吁和平，用意极善。然事先无准备，事后无方法，仅是一纸电文发表于世，以之沾名钓誉或有余，以之息事于人恐不足。……足下以西欧名人，于和平大事业，亦只主张通电了事，并不计如何见诸行动。以我看来，必然徒费精神。”至此，李佳白听了这一番话，赧然羞色，不得不佩服段正元言行一致的真儒品质。他赞叹道:“素闻先生主张三教合源，万教归儒，窃以为言大而夸。而今领教言，方知所谓儒者，即是踏实认真之躬行君子。万教归儒，即归重有实行实德之义，……先生凡事实事求是，不徒托空言，一扫汉代以后诸儒，能言不能行，所学非所用之恶习。道高德重，信而有征，现社会之救主，大同世界之导师，当非先生莫属也。”说罢告辞而去，不再提联名通电之事。
段正元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终其一生，最能体现他能说能行，言行合一特点的，当数他百折不挠，殚精竭虑，在国家危难关头，尽其全力，力图推行德治，挽救国家命运的所作所为。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先后经历了汪蒋内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其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最不安定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种局面，段正元从未袖手旁观，恰恰相反，他不辞辛劳，游说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新军阀之间，甚至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苦口婆心，试图说服他们皈依儒家道义，修齐治平，实现他以道德平治天下的宿愿。他曾先后与萧耀南、卢永祥、吴佩孚、何键、何应钦、蒋介石等多次会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1922年，卢永祥拜会段正元，求消弭战祸及永久安邦之道，段正元告以“求和平不如求平和”，希望他能够发起永久平和大会，并通电全国，卢永祥当时答应，但后并未做。1924年，吴佩孚邀请段正元到洛阳，问如何统一中国，平治天下。段正元答曰:“当今之世，必行王道以教民，而后天下可以一。一者何，仁也。以仁心行仁政，天下之人归心焉。”反对以武力统一，但吴佩孚亦未照此去做。1930年冬，蒋介石两次会见段正元，段正元进以四字:“谦让和平”，希望蒋介石能够以德政治国，藉以消弭内战，解民于倒悬。可惜，这一切都落空了。这是段正元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中国人民的悲剧。
今日中国否极泰来，大道复明，道统重续，正当其时。孔子讲富而教之，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以儒道为理念推行儒家思想，注重孔子思想的实际教化功能，正是针对现代社会物质富裕，但观念混乱，信仰空虚，道德沉沦的必要对策。我们应时而起，顺势扬波，以我们真诚的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走向人类大同而尽心竭力。
（本文为第四届儒学国际大会（2007年11月，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交流论文）
[①]原载《西安日报》2002年1月21日第8版，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研究会通讯》2003年第5期转载。
[②]段正元：《正元法语》。
[③]以上引文见段正元《道德约言》
[④]《正元日记》
[⑤]段正元：《圣道发凡·孔教》
[⑥]段正元：《圣道发凡·孔教》
[⑦]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
[⑧]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
[⑨]段正元：《民国六年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记》
[⑩]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
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
段正元：《敏求知己》
段正元：《乐教》
段正元：《乐教》
段正元：《敏求知己》
《论语·八佾》
《尚书•泰誓下》
《尚书·五子之歌》
段正元：《道善》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实践”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实践。今天我们常说的实践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哲学范畴，指社会实践，即“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全部活动，主要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这种实践观实际上只相当于孔教内圣外王的外王部分，非下学上达，内外合一，全体大用的孔教之“实践”。
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
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
《道德和平·序》
《正元日记》
《远人问道录》
《远人问道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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