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阙里（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远祖为宋国贵族，殷王室后裔，因避乱而迁居鲁国。父叔梁纥，是当时的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可能担任过鲁国陬邑的大夫。母颜氏，名征在。孔子的生年，《史记·孔子世家》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孔子的生月生日，《史记》不载，《春秋 梁传》记为“十月庚子”，公历应为9月28日。
孔子三岁之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年轻时做过为人相礼、料理丧事的工作，也做过替人管理仓库的“委吏”、看管牧场的“乘田”等他后来回忆说：“吾少也贱，胡能多鄙事。“（《论语·子罕》）青少年时代的家境不幸及生活的艰辛，使孔子早早地认识了人生。
孔子自叙“十五而志于学”，自十五岁起开始明确了自己学习的目的和方向，有系统地从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他学无常师，据说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好学而不厌，乡人都赞其“博学”。“三十而立”，自三十岁开始独立地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并且创办了私学，收徒讲学，颜渊、子路、冉伯牛、子贡、冉有等就是孔子较早的一批弟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招收学生的教育家。私学的创设，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传统，促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下移，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
五十岁以后，孔子踏上了从政的道路。他曾在鲁国担任过中都宰、司空（主管工程建筑）、司寇（主管司法刑狱）、相事（以相礼资格参加当时的国君会议）等。五十五岁时，因与当政者季桓子的政见不合，孔子弃官出走，带着其弟子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卫、陈、曹、宋、郑、蔡诸国之间，在诸侯面前游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可结果是处处碰壁，颠沛而不得其志。
十四年周游列国的漂泊生涯之后，孔子重回鲁国，鲁哀公和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起用。晚年从事教育活动之外，潜心于夏、商、周三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七十三岁时，孔子因病逝世，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去世后，儒家学派在孔门弟子的传播下迅速发展，孔子的地位也日益升高。从汉初开始，孔子就被尊为“为汉制法”的“素王”，即有王之道而无王之爵者。汉高祖刘邦去世的前一年（前196），路经鲁地，用羊豕三牲全备的“太牢”祭祠孔子（《汉书·高帝纪下》），从此开启了历代帝王尊孔和祭孔的先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在中国从此真正得以确立。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孔子被追谥为“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这是历代政府对孔子封谥之始。后来孔的封号不断增加，如“文圣尼父”、“邹国公”、“先师尼父”、“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万世师表”等等。 孔子的思想学说对中国的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礼仪风俗等等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哲学与宗教思想：“天”的思想在孔子那里有两层俗话说钱是自然的天，如其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的这层意义的天道观上，孔子还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语中就论述了“行”、“生”与“逝”的辩证关系。但“天”在孔子的思想中更多的则是指具有人格意志的“天”，它是世界的主宰者和人类命运的赋予者，如其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孔子还相信“天命”的存在，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在人性问题上，孔子主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即先天的人性本来是相近的，但由于后天气习染不同而使之悬殊。孔子敬重“天命”，但却怀疑鬼神，他一生“不语怪、力、乱、神”，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在认识论和知行观上，孔子虽然承认人有“生而知之”，但强调的是“学而知之”；他既重闻见，兼重思维，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他主张学行并重、学以致用、言行一致。
2、理思想：“仁”的思想在孔子思想结构中是核心部分。孔子对“仁”含义的解释颇为宽泛而且多变，每次讲解都不尽一致。因为在他看来，“仁”是一种主体的体验及实践问题，不必从要领上明确界定，也无需理论论证，他只是根据不同场合、不同的人而作出不同回答。一般认为“爱人”是“仁”的主旨，所谓“爱人”，积极地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正》），消极地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忠怒”这个“一贯之道”。“仁”的出发点就是承认别人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它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孔子的“仁”人微言轻伦理思想，可以涵盖一切善良的品行，他提出的孝、悌、忠、信、恭、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都从属于“仁”。在如何实现“仁”即道德修养的功夫方面，孔子认为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只要“能近取璧，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即能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就可以了。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意即主要是靠主体的自觉，不能光有主观愿望和动机，选择道德行为的自由人人都有条件，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不去实践“仁”。其次，孔子提出了“仁者安仁”的思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即道德不仅要靠意志，也需有情感，这是自觉性来源的心理基础。
3、政治思想：“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体现，他反复主张“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约之以礼”。在“礼”与“仁”的关系上，孔子一方面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主张礼乐治国，便更突出以德治国，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道之于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认为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决非刑罚所能达到的。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表率的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为政者本身正直后，才能在处理政事时做到公正。孔子还主张在政治上的“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则，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由“正名”出发，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认为，为政的理想目标应是“足食、足兵、民信”，其中以取得“民信”为先。至于政治形式，孔子主张君主集权，但又反对个人独载和大臣专政。
4、教育思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孔子不仅培养了众多的学生，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对象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 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证·述而》）因此在其弟子中有各种身份的人。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君子”，即既能辅助统治者施政，同时也是“志于道”、“谋于道”、能够“喻义”、讲求道德的人。正因为孔子以培养“君子”为其教育宗旨，所以他反对“家稼”、“学圃”这些具体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教育内容以“文、行、忠、信”所谓“四教”为主，其中“文”即指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典籍，而“行、忠、信”都是属于德育教育范围内的。所用教材是经他整理过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世所称的“六经”，还有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在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思想，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敏而为学，不耻下问“（《论语·公治长》）等等。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后世一般认为是他整理、删修或编定了儒家的“六经”，尽管少数学者对此说法表示怀疑。为了教学上的需要，孔子陆续设置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门课程，还亲自编订了一些课本。这些课本的材料都属于古代文献，孔子“信而好古”，因此基本上保留了这些文献的史事内容与文字风格。当然，任何课本总会体现教育者的较多意图，孔子正是依据自己的政治、哲学、伦理、艺术、历史等观点，对大量古代文献进行筛选，然后才编成新的课本的。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孔门弟子集辑的《论语》中，《左传》、《孟子》、《荀子》、《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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