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时”——兼谈儒家处世之灵活性
在儒家思想中，“时”是一个重要概念。它不仅表现着既儒家士人对外部世界的一般认识，而且体现着儒家一种灵活的处世原则。因此，这个概念即可归属于哲学认识论，又可归属于哲学价值论。在人们心目中，儒家通常都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人，但如果对“时”这一概念的含义与意义予以深入了解，我们也许就会改变这一看法了。上篇：“时”之内涵
在孔子的时代，“时”也许还算不上一个哲学概念，人们一般都是在日常用语的范围内来使用它的。例如《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此处的“时”是“时常”或“按时”的意思。又如《论语》载阳货之语：“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阳货》）这里是“机会”的意思，都不带丝毫哲学意味。
到了《易传》时代（现在学界多以《易传》产生于战国中后期，从此说），“时”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一个普通语词上升为哲学概念了。《易》中的“时”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天地万物运演变化的客观必然性，即“天时。”《文言传》云：“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言有大德之人能够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天地万物之客观必然性，故与天地为一，与大化同流。盖“天时”之含义大约是由“时机”、“按时”等“时”的一般语义引申而来；古人因见天道变化、四时往复极有规律，似人之依时而动，故而以“天时”名之。此“天时”之“时”于是便成为极富抽象意义的形上概念。其他如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荀子“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王霸》）等也均是在客观意义上使用“时”的概念的。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中，凡冠以“天”字者大抵是指客观的非人力所为之事物或性质，“天时”亦不例外。
在《易传》中“时”的另一个含义则具有主观色彩了。《易·大有·彖》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此言《大有》卦顺天而行，故而大通。《象》云：“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可知所谓“应乎天而时行”即是“遏恶扬善”之意。如此，则“时”便带上了价值色彩。“时行”，便是顺应天时而行。又因“天之大德曰生”，故“时行”亦即《中庸》“赞天地之化育”之意，这即是“善”，即是“仁”。
《遁·彖》又云：“《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遁》之时义大矣哉！”“遁”即隐遁、退隐之意。《彖传》释《遁》之卦象所呈示的退隐之意为“与时行也”，又赞此卦之“时义大矣哉！”则“时”乃指人们依据情势，随机应变。《革·彖》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是革新、变更之意，天地变更而形成四时；商汤周武之革命，顺天应人。“《革》之时大矣哉”之“时”是指“顺乎天而应乎人”而言。前条之“时”是隐遁、退让之意；后条之“时”是进取变革之意。由此观之无论进退，只要顺天应人，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即可谓之“时”。或者说，“时”是一种随机应变的处世策略。
孟子对“时”的理解与《易传》相近，只是他对作为处世策略的“时”看得似乎更重一些。其云：“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万章下》）。此言伯夷因其人格高洁而为圣，伊尹因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圣，柳下惠因其善于与君主、乡人和睦相处而圣，孔子则因其“时”而圣。孟子对“时”的解释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可知“时”即是随时而应变之意，也就是孔子所说“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意。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人品高洁、伊尹之敢于任事，柳下惠之通达随和均不及孔子之顺时应变。因此“时”实际上可以说是先秦儒家士人所奉行的最高处世准则之一。
细究《论语》、《孟子》二书，的确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时”的处世准则。孔子称赞其弟子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又赞扬卫国大夫宁武子云：“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同上）。这都是提倡一种随机应变，随时俯仰的精神。他自己除同样奉行这种处世精神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行为规范：“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是“私意”，亦即臆测。“必”即武断，“固”即固执，“我”即自以为是。总之是一种一意孤行、不管客观情势的处世态度。孔子绝此四者，即是遵循一种灵活变通的“时”之准则，其核心是不以个人意愿而以客观条件作为自己行为动机之依据。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更是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知识分子依据客观条件来进行进取与退隐之选择的心态。
那么，先秦儒者如此重视这种应时处顺的精神并将其视为最高处世准则，是否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信念，而只是一批“随其流而扬其波”的弄潮儿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而且恰恰相反，他们是最讲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的人。孔子提倡“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对毫无原则的“乡愿”则深恶痛绝；孟子更是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看成人之楷模。那么，他们这种独立精神与“时”之处世准则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独立精神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使儒家士人关心世事、积极进取，这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内在驱力；“时”对他们而言则是一种策略，是使其独立精神得以实现的保障。在“天下有道”或“达”时，他们的独立精神表现为出仕：兼善天下、匡时救弊；当“天下无道”或“穷”时，其独立精神则表现为退隐：存心养性、独善其身。“时”这一处世策略或准则使儒家士人根据具体情势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其内在精神、人格理想则并不随“时”而变。假如没有“时”的策略，则儒家士人就很难应付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也很难保证自身的生存。因此，作为一种处世策略，“时”对于儒家士人而言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易传》和《中庸》中有时“时”与“中”相联而为“时中”。例如《易·蒙·彖》云：“蒙亨，以亨行；时中也”。《中庸》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朱熹注前条“时中”为：“得其时之中”（见《周易本义》卷一）。张载释云：“时中之义甚大。……教者但观蒙者时之所及则道之，此是以亨行时中也；此时也，正所谓时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则是教者之过；当时而道之使不失其下，则是教者之功”（《横渠易说·上经·蒙》）。观二人之释文，可知“时中”是指在变化着的任何情况下（时）都能找到最正确的行为路线——其标准自然是儒家道德原则。朱熹注后条云：“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与前条注文相参照，我们可知“时中”并非任何时候都持一成不变之规矩，即以不变应万变的意思。“中”乃是一个“变量”，它随“时”而变。“中”乃“时”之“中”，“时”不同则“中”亦不同。一切“时”各有其“中”，君子则善于“随时以处中”——依据变化了的情势而找到特定的最佳行为路线。如此，则“时中”是使儒家一般道德准则在不同情况上得以具体体现的行为策略。系统
汉唐儒者大多务心于章句训诂之学而轻视义理，故对先秦儒学中的“时”、“时中”概念无所阐发。宋明儒者一反汉儒传统，为学秉承思孟学派的心性之论。他们又大都曾出入二氏，故于个体精神状态、内心体验极为看重，在心灵之自我追问、自我提升上用力最勤。对于先秦儒家倾心建构的社会政治乌托邦（礼治、仁政、大同、小康之类）已然较少关注。因此，宋明道学家对“时”的理解也更偏重于个体人格价值一面。换言之，道学家更强调“时”的主观特性，而不像《易传》那样尚较为重视“时”的客观性质。下面我们来看看道学家对“时”“时中”的看法。
张载说：“无成心者，时中而已矣”。清人张伯行释云：“成心，私意也”，又“其于万物万事随时顺应而各得其中，所谓君子而时中者也”（《濂洛关闽书》卷二）。张横渠以“无成心”来规定“时中”之义，其着眼点乃在主体人格修养之上。这意味着，只要人能无私心私意，则不论面临何种情势，均可中道而行。如此一来，就可以不必事先即存“随时”、“顺时”的准备，只预先营构好自身的精神世界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显然与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有了一定距离。一是随外在条件来调整个体行为，一是以个体修持来应付外在变化；一是强调外在条件，一是强调心灵建构。二程尝言：“心不通乎道……虽使时中，亦古人所谓亿则屡中，君子不贵也”（《濂洛关闽书》卷七）。“亿则屡中”是《论语·先进》载孔子评子贡之语。依朱熹之注此“言子贡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然其才识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见《四书集注》岳麓本第185页）。二程此言是说只有靠心灵自我提升而达于天地之道，才算真正完成了人格修养，倘靠小聪明而偶合于道那是不足贵的。
然而如何才能“通乎道”呢？二程云：“学莫贵于知言，道莫贵于识时，事莫贵于知要”（《濂洛关闽书》卷七）。这就是说，“道”与“时”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心能通乎道，亦能应乎时，能应乎时，亦能通乎道。“道”即含于“时”之中。因此，“应时”、“随时”亦即“中道而行”。“时”于是便与儒家道德精神相沟通了。对此，伊川有一段话言之甚明：
“礼孰为大？时为大。亦须随时。当随则随，当治则治。当其时，作其事，便能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平常人言随时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谓和，和则已是和于义”。（《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五·伊川语一》）这段话可从两个层次上来理解：其一，“时”是对“礼”所宜持的一种灵活态度，即不能胶柱鼓瑟地去守礼，而应根据不同情势而有所变通。“随时”就是人们对自己所奉行的道德原则要依据不同情势而调整，并非一成不变。其二，“时”“随时”并非毫无原则的苟且因循、从众媚俗之意。“随时”即是“和”，“和”则是“和于义”，即符合道德规范。综合上述两层意思，则“时”、“随时”即是在任何情势之下都能灵活机动地使儒家道德准则得到具体贯彻之意。如此看来，则“时”已然不是纯然外在于人的客观情势，而是指在不同情势中包含的合目的性，即《易传》与《中庸》之“时中”——不同情势中所存在的最合理（和于义，即西哲所谓“合目的性”）之选择的可能性。朱熹说：“随时而变，动静不失其宜，乃进德修业之要也”（《濂洛关闽书》卷十五），这同样是说，在任何情势之中，对于人的价值选择而言，都会有一个唯一的“宜”（即伊川所说之“义”）——即最佳（合理）之选择，这也就是“时”。人们主动选择了它，即是“随时”或“时中”。伊川之所以说“随时之义大矣哉”正是因为这是人之一切道德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而且也是一种难以达到的道德境界。二程说：“君子在蹇则有以处蹇；在困则有以处困。道无时而不可行也。不以蹇而蹇、困而困也”（《濂洛关闽书》卷十）。这便是“时”之真义：不是以不变应万变，而是于千变万化之中各求其是。尽管此一“是”未必同于彼一“是”，然则却均为其具体情势下是最合理的选择，均为“道”之不同表现形式。
明儒陈白沙言“时”亦取宋儒之义，其云：“后之求圣人者，颜子其的乎！时乎显而显矣，时乎晦则晦矣。语默出处惟时，岂苟哉！”（《韶州风采楼记》见《陈献章集》卷一）。此言颜子应时处顺，乃为求为圣贤者之楷模。所谓“时乎显则显矣，时乎晦则晦矣”即是说，在客观情势以“显”为宜（最佳选择）时，则显；以“晦”为宜时，则晦。“语默出处惟时”云云，似乎是以客观情势为转移之意，实则其判断“时”之“显”、“晦”之标准乃在于人心，故而“时”便不能理解为纯客观之情势，而应理解为客观情势与主体价值判断、选择标准之统一。
下篇：“时”的意义
“时”作为先秦儒学与宋明道学所一致重视的哲学范畴，其含义大致已如上述。下面我们进一步阐释从这个范畴中所体现出来的诸种文化意义。
“时”何以成为儒学重要范畴？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怎样的主体心态？这无疑是一个极有追问价值的问题。对此可做如下阐释。
先秦儒学与其他诸子之学一样，都是春秋时形成、战国时壮大起来的士人阶层的思想体现。士人阶层是社会分化与改组的产物。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这个阶层一形成便处于一种选择的冲突之中。一方面，他们有感于社会混乱无序状态，激发起拯救社会、重新建立社会价值体系的雄心。而各诸侯国对这些有知识、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的竞相招纳与礼敬，更大大增强了他们有所作为的志向与自信。他们亦因此而对自身价值有很高估量。孔子在回答子贡“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时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并自称为“待贾者”（《子罕》），而不愿做“系而不食”的“匏瓜”（《阳货》）。孟子也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又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在士人阶层的自我意识中，出仕乃是自己的天职，而出仕又不仅仅是为了做官，他们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是士人阶层欲有所作为——以天下为己任之心态的表现，对此我们可称之为救世意识。但这仅仅是士人心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厌恶诸侯纷争、彼征我伐、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忌惮朝不保夕、荆棘丛生的政治生活。因此，在他们心里又产生了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意识。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同是一孔孟，即有“仕”与“隐”两种相互冲突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前提则是天下“有道”与“无道”。从这一前提来看，士人阶层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极尴尬的悖论之中：他们苦于天下“无道”，因而要靠自己的价值建构来施大道于天下；但他们又将“有道”作为自己出仕的前提，这就又把选择的条件交给了客观境遇，从而放弃了建构价值体系的主动权。这一悖论正是先秦士人阶层，乃至历代士人阶层始终未能挣脱的魔圈，士人走不出这一悖论，他们的社会理想、人生境界就只能永远是放着虚幻光芒的乌托邦。士人阶层的救识意识一直未能成为现实，但他们的自救意识却使他们能够在君权高压与仕途险恶之中保持清楚头脑，得以苟全性命。就整个士人阶层而言，老庄之道家哲学所代表的主要是士人之自救心态，因而处处讲“退”、“柔弱”、“虚静”；孔孟之儒学则主要代表了士人之救世心态，因而处处讲进取、充实、弘毅。但具体而言，老庄亦要救世；孔孟亦要自救。他们身上都是救世与自救二种选择共存，只是各有不同侧重而已。对于孔孟之儒学而言，“时”、“时中”、“随时”这些概念，恰恰体现了儒家士人这种救世与自救的二重心态。“时”的主要之点是审时度势，依据具体情势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与价值选择。而这正是儒家士人所特有的情形。何以见得呢？譬如道家士人，尽管他们同样存在救世与自救二重心态，然而他们这二重心态却统一为同一个价值选择——救世是靠“退”、“损”，自救同样是靠“退”、“损”。“绝圣弃知……焚符破玺……殚残天下之圣法”，这是以“退”、“损”的方式救世，其最高社会理想是原始初民的自然状态。“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以及“心斋”、“悬解”、“坐忘”、“见独”等等则是以“退”、“损”的方式自救。由于老庄的救世之术与自救之术一般无二，故而他们不必依据客观情势之变化而进行选择，这样对他们来说“时”便毫无意义。对儒家则不同，他们有时（天下有道）要“见”，有时（天下无道）要隐，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于是便有个“时”的问题出来。
但是从主体精神角度来看，“时”虽体现了儒家士人的灵活机变，却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失去。相反，“时”恰恰又是儒家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丧失主体精神、独立意识的行为策略之反映。儒家士人对于“道”极为执着，他们的最高追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又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孟子也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这都表现了儒家对自身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笃信以及对自己所奉行的道德准则的恪守。但是严峻的社会现实又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懂得审时度势——尽管其理想追求与道德原则不可更改，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恰恰是由于这些理想与道德准则——儒家之“道”具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才使它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贯彻与坚守。“兼善天下”“得志与民由之”是儒家之道得行于天下之意；“独善其身”“独行其道”是儒家之道不能行之于天下而仅仅行之于儒者一身之意。行于天下也罢，行于一身也罢，对儒者而言，对“道”的恪守丝毫未变。所变者是客观情势允许时，他们就尽力使此“道”宏扬于天下；当客观情势不允许时，他们就使“道”独存于自身的心灵与行为中。这种客观情势的不同与主体行为策略的调整相统一便是“时”这一概念的真义所在。对于儒者而言，“时”这一观念的作用使他们不至于在能行大道于天下时却独行其道而坐失良机；也不至于在无法行大道于天下之时却全力推行而自取其祸。“时”的观念使儒者“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可不止”，既能坚持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与价值追求，又能保护自身生命而不做无谓的牺牲。此诚可谓“随时之义大矣哉！”
从人与客观存在的关系来看，“时”是主客体相统一的标志。它既是一个认知概念，又是一个价值概念。从客观方面言之，“时”是一种具有客观自在性的情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主观方面言之，“时”又是人对客观情势的主观把握与主动适应。从认知角度看，“时”是客观存在在人心理上的反映，是一种认识论范畴；从价值角度看，“时”又包含了儒家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论范畴。由于“时”的客观方面具有本然自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故而又带有本体论范畴之意味。孟子讲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其“时”实质上标示着一种人生境界，可以说是人生至境。因为在孟子心目中，孔子是把握了客观情势之本然自在性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掌握了客观必然性的人，因而是真正获得自由的人，因而也是真正达于自觉的人。这种人生至境使人们既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又使他们避免灾祸。达于这一境界之人不是被社会潮流裹挟而进，而是超然于社会潮流之上而主动顺应它。由此可见，孟子将孔子置于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上，称之为“集大成”，的确是有道理的。据孔子自称，其“五十而知天命”，大约即指能清醒判断客观情势而达于“时”之境界。至若“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对自由自觉之人生至境最恰当的描述了。
“时”的意义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予以分析，但归根到底，它的价值效应还是表现在人们的社会行为上。可以说，“时”的观念塑造了一种在古代社会中堪称最佳的人格。宋明诸大儒是这种人格的最充分的体现者。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几种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人格类型做一个简单对比。
一是屈原型。他们将个体价值完全系于国家政治生活。忠君爱国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最高追求。一旦这一追求无法实现，便以自身生命来做最后的自我表白。在中国古代这种人可称为“世间完人”（李贽语），他们从未真正达到过比较高层的人生境界。
二是陶渊明型。他们否定了人世间通行之价值观念，为了保持个体心灵的自由而远离红尘。他们将“同化于自然”、“与大化同流”不是作为一种精神企望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故而在相当程度上真正超越了尘世并在纯真的大自然中获得了无限美感。这是中国古代一种比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人格。
三是白居易型。这是最典型的二重人格类型。他们的人生态度由进退荣辱所决定。仕途顺遂便全身心投于江山社稷、苍生黎庶；仕途蹇滞便怡情于江湖之上，置天下国家于度外。由于其人格分裂为二，故不可能达于很高的人生境界。
四是濂洛关闽型，亦即宋明诸大儒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濂溪与程明道。他们胸中如光风霁月，纤尘无存，安时处顺、顺天应人。超然于仕途穷达之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中道而立”——尽力从事所能做之事并保持内心和畅愉悦。他们并不靠远离尘世而获得精神超越，而是即于百姓日用之中体悟大道。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也能够做到与人为善，有益于人，在朝廷之上则更能匡正君主，心存天下。苏东坡虽非淳儒，但也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这一人格境界。这是古代知识阶层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而“时”、“时中”、“随时”等正是这一人格境界得以形成的理论依据，或者说，这种人格境界也就是“时”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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