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上）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周国之师，齐国之祖，百家宗师，韬略鼻祖，千古武圣。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德业风流，泽及后世，万民敬仰，代代传颂。 姜太公的文治武功，英明伟业，史不绝书，为人楷模。本文只就其军事谋略思想，择其要者，述之如下。一、文武兼备，修德禁暴
姜太公深知用兵作战与治国爱民是紧密相关的，没有以万民为基础的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并非就兵论兵，就武论武，而是尚“文韬”、讲“文伐”，重“武略”、讲“武攻”，强调文伐、武伐并用，先文后武，文武兼备，注重修德禁暴以悦服万民，非专任武力以征服天下。这就是《六韬》中先论“文韬”，次论“武韬”的道理。姜太公认为，国君要得天下、王天下，就必须收归民心，使天下万民归服；要使天下万民归服，不能只靠武力征服、威吓，首先应当以仁义道德收服民心，使万民心悦诚服。因此，要从政治、道德入手，教化万民，使万民与在上位者心同意合，共同协力，这是靠武力征服、压服所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韬•文师》）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王者一人之天下；国家是国中人民之国家，非王者一家之国家。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万民之利害为利害，与万民同忧乐，以生利成万民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求生免死，得乐去苦，才能使天下人与之共生死、共忧患、共苦乐。如此便可以收揽民心，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否则，便萌生叛逆之心，发生叛逆之事和凶险之乱。 基于这种认识，姜太公强调国君要修德行仁，泽及百姓，不可暴民、害民，更不可为己利而剥民。只有如此，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
姜太公进一步指出，收揽民心，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天下欢心，其要在于仁民、爱民。爱民之要、之务，在于省刑罚，薄赋敛，轻徭役，宽民力，不违农时，不夺民力，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当周文王问姜太公：“为国之大务”和“爱民奈何？”时，回答是：“爱民而已”，“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六韬•文韬•国务》）治国要务，安民大计，爱民而己，爱民者，民亦爱之。爱民、和民、安民，则会上下同心同意，齐心协力，共同对敌，天下无敌。这里虽然讲的是治国之道、之要、之务，实则包括文攻、文伐、文胜之道、之要、之策，这都是姜太公高超智慧的具体表现。
爱民之道，就是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姜太公说：“敬其众，和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六韬•文韬•守土》）这是说，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则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如此说来，战胜敌人，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事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威服敌人。这就是姜太公重文韬而不轻武略，把治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姜太公的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治国、治军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都从姜太公的军国之论中，寻找、吸取思想智慧。
二、全胜不斗，不战而胜
姜太公认为，用兵之道在于吊民伐罪，惩恶扬善，用兵之略在于以谋取胜，不战而胜，所以他极为重视军事谋略，讲究不战而胜的谋胜。他说：“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六韬•武韬•发启》）这是说，用兵行道，吊民伐罪，夺取天下的策略，要在政治上争取民心，在军事上不斗全胜。因为民众是胜利之本，所以要想不战而胜，就要依靠民众，与民众共甘苦、同好恶，上下同心，相互救援，共同对敌，这样就可以“无甲兵而胜”。
为了达到不战而全胜的目的，姜太公主张采用“文伐”的手段。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朱墉：《武经七书汇解》）不用战争手段讨伐、征服、战胜敌人，则为“文伐”。姜太公十分重视“文伐”的作用。在《六韬•武韬•文伐》中，姜太公提出了十二种“文伐”的方法，具体阐明了“文伐”的内容、方法、策略、目的等，其主旨是采取各种方法，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收买、分化、瓦解、离间、麻痹、削弱敌人，转化敌我情势，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然后取而代之。以“文伐”为“武伐”准备条件，奠定基础，开辟道路。必须将“文伐”与“武伐”结合起来，方能达到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所以结论是“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讨伐敌人，必然胜利。
姜太公的“文伐”之略、之法，在灭商兴周的过程中，一贯注意运用、实施，早在“文王拘羑里”时,就得到运用,并获得成功。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淮南子•道应训》、《尚书大传》等历史典籍记载：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羑里时,散宜生、闳夭、南宫括三人向姜太公请教、商议救文王之策，姜太公献计以美女、奇物、珍宝等献纣王，使之赦免文王，并纵纣王之欲，使其罪行暴露。纣王果然中计而赦免了文王。文王归国后，实行德政，收归民心，待纣之失，时机已到，兴师讨伐，“乃遂其谋”。文王之谋，乃太公之谋。这是以“文伐”为“武伐”作充分准备，开辟道路。文王得救之策略，与姜太公的“文伐”、“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策略，大体相同。究其实，则为姜太公的所思所谋。
姜太公的“文伐”、“谋胜”，强调因势利导，因敌而胜，伺机而动，以智取胜，而非盲目而行，鲁莽而动。《六韬•武韬•三疑》篇中，姜太公在回答周武文王的“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之问时，说：“因之，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强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彼贪利甚喜，遗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毁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误之以乐。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武王想建立功业，以王天下，却有三种疑问：恐怕力量不足以进攻强大的敌人，不能离间敌方国君的亲信，不能瓦解敌国的军民。针对武王的疑问，姜太公说明了攻强、离亲、散众之策，即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具体措施是：因之，慎谋，用财。就是说，要因势利导，慎用计谋，使用钱财。袭击强大的敌人，必须采取各种谋略、计策，怂恿敌人，收买敌人，离间敌人，使敌人营垒分化，骄横强暴，争夺利益，淫乐昏乱，彼此怀疑，中我计谋，上我圈套。我运用计谋算敌、胜敌，而敌人却不知道，没察觉，不了解我的真实意图。我取得了胜利，敌人却不知我之所以胜之略，这就是智谋可以产生财富，养育万民，辅佐君主以王天下的道理。姜太公的谋胜之略，实为智者之谋。
三、全知敌情，以求全胜
姜太公深知，两军相抗，彼此交战，要想战胜敌人，夺取胜利，就必须做到知彼知己，而知己比知敌易，故要全面审知敌情，方能做到以全知而求全胜。姜太公指出，与敌人交战，必须全面了解敌人的各种情况：“知其心”、“知其意”、“知其情”。尤其是要将天、地、人的全部情况加以审知、全知，在这个基础上，定下决策，周密谋划，抓住战机，迅速出击，方能取胜。请看下面周文王与姜太公的问对。“武王问太公曰：‘何以知敌垒之虚实、自来自去？’太公曰：‘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望其垒，即知其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去来。’武王曰：‘何以知之？’太人公曰：‘听其鼓无音，铎无声，望其垒上多飞鸟而不惊，上无氛气，必知敌诈而为偶人也。敌人卒去不远，未定而复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则前后不相次，不相次则行陈必乱。如此者，急出兵击之，以少击众，则必胜矣。’”（《六韬•虎韬•垒虚》）将帅统兵打仗，必须察知天、地、人的各种情况，并加以综合考量，再决定战与不战，如何战而取胜。同时要登高下望，观察敌人营垒的虚实。更要透过“敌诈”的伪装假像，审知敌人的真实意图。在全知、审知、深知、真知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急速出击，以少击众，必然胜利。
察敌、知敌，不仅要从天、地、人等方面综合知敌情，而且还要从察知敌军士气、战陈治乱、军纪严弛、行动迟速等因素来预知、判断敌人的强弱，预见战争的胜负。当武王问太公：“吾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强弱，预见胜负之征”时，回答是：“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败在人。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言语妖祥，士卒所告。凡三军说怿，士卒畏法，敬其将命，相喜以破敌，相陈以勇猛，相贤以威武，此强征也。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也。三军齐整，陈势已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三军无故，旌旗前指，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之助，大胜之征也。行陈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戎马惊奔，兵车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如沐，此大败之征也。”（《六韬•龙韬•兵征》）通过观察各种征候，预测交战双方力量强弱和战争胜利的方法，其主要表现是战斗意志、精神，“胜负之征，精神先见”。其次是全面察知敌人的各种情况，判断敌人的“强征”、“弱征”、“大胜之征”、“大败之征”，全面认识敌人的各种征兆，再决定战与不战，如何战而胜之。这种战前的察敌观战，预见胜负的思想，是战争中的科学预见，无疑是可取的。姜太公明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察之”，才能“知之”，只有“知之”，才能“战之”，如此“战之”，方能“胜之”。因为“用兵之道”，其“大要”在于“知兵”、“由势”。所以说：“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得之者易，失之者亡。”“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能治乱，不可以语变。”（《六韬•龙韬•奇兵》）我知敌之情，不使敌知我之情，就能“守则固”，“战则胜”，这便是知之胜，全知全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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