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之间的政治谋略
刘邦的帝王术当年刘邦在打败项羽取得天下之后曾说过一段话，他说：张良制定战略，韩信指挥军队，而萧何则负责稳固后方，我就是靠着这三人而取得天下的。
此话一语道破天机，同时也说明了刘邦的用人之明。一般来说，一个系统中最稳定的架构是一个三角形结构。萧何、张良、韩信三个人就是一个稳定的三角：他们是平行的级别，只对最高首长刘邦负责。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工作上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也形成了互相之间的制约。他们都是专业型人才，性格也不同，三个人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刘邦———他们谁也领导不了谁，不可能产生新的领袖。作为最高领导，随时要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
刘邦与“汉初三杰”的搭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千古经典的政治组合。首先，三人之间比较超脱的是张良。张良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帝王师”——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势力。他是总参谋长的角色，刘邦也很信任他，对他言听计从，“夫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相比较之下，萧何就要忍辱负重了。萧何本人很能干，可以说是刘邦的左右手。刘邦对他很敬重，但也并非全无防备之心。关键是萧何能较好地处理好与“一把手”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三人中间，下场最不好的是韩信，打仗有方，自保无术。但是不得不承认，韩信虽然不是政治家，却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而且韩信也是个颇能忍的人，“胯下之辱”一事千古留名。
刘邦搭好了台子，让他们三人唱戏。而且，刘邦抓大放小，大家尽情地表演，具体的事情刘邦并不过问，在打天下的时候，也基本做到了用人不疑，因此刘邦的政治班底很稳定。所以说，政治家必须以自己为核心，画出一个美妙而稳固的圈子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然后，驱使着这个集团军抗衡、蚕食、消灭各种异己力量，最终的大一统，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子。到那个时候，开国帝王的新任务就是要搞好大圈子中各个小圈子的平衡和制约……
诸葛亮为何不放权？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要实践自己的治国方略，必须要有一套高效运转的行政系统。诸葛亮被后人所争议的一点就是事必躬亲，不太放权。
诸葛亮确实是独掌大权，以丞相身份兼任益州牧，既主管中央又主管地方，军、政、财一把抓，而且至死未曾放权。但是诸葛亮其实是有苦衷的，除去蜀国可用人才缺乏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就是政治系统中错综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方面，蜀国国小民弱，外有强敌，一直是有危机感的，诸葛亮的性格和“鞠躬尽瘁”的人格决定了他兢兢业业事必躬亲；而另一方面，从政治结构上来说，蜀汉政权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根基不稳，最担忧的就是外来势力与本土势力闹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再分权，就非常有可能制造出另外一个小中心来。因此诸葛亮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威望，稳定住局面，尽快地使国家强大，并逐渐地使政权本土化，在此生根发芽。
从天下形势来说，荆州丢失，许多大将身故，蜀国只能偏安一地，是三足中最弱的一足，诸葛亮马上派人与孙权重新交好，稳定住局面，还要伺机北伐，光复汉室，苦撑危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从国内形势来讲，诸葛亮此时的地位是政权中实际的绝对核心和领袖，但在名义上，他是丞相，是二把手的位置，他保的是刘家的天下，可这个新皇帝又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主子，绝对不是可以开创基业的英明领袖——也是个明知不可为而极力为之的使命。
内忧外患，诸葛亮不愿也不能放权。我们不能否认，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有性格的原因，但更有可能是人格的原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只能是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结果。不问结局成败如何，但求问心无愧吧！
张居正的“夺情”危机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的一位著名政治家，他的一系列政策曾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后人曾赞扬他是“宰相之杰”和“救时宰相”，但他同时也是个争议极大的人物。“夺情事件”则是张居正政治生涯中一个比较严重的危机。
万历五年的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礼法和惯例，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即所谓的“丁忧”。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陷入尴尬之中。一方面，他如果不回家守孝，就立刻会被别人看不起；另一方面，一旦他离职，许多政策不仅无法保证继续施行，甚至他的敌人很可能乘机对他发动攻击，让他永世不复。
在万历皇帝的挽留旨意下，即所谓特殊情况下的“夺情”，他让他儿子奔丧，自己继续在京城任职。张居正的这个选择，毫无疑问给了对他心怀不满的官员和道学家们一个攻击他的机会。而在这群反对者中，竟然还包括几个他比较亲近的朋友和下属。他们联合起来质问皇帝：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挽留张居正，然而江山社稷最重要的就是三纲五常。张居正是皇帝的老师，又是首辅，应该为天下人表率，却置纲常于不顾，难道江山社稷还能安宁吗？
这个奏章一上，愤怒的张居正和同样愤怒的皇帝，采用了极端的手段对付这帮无视他们权威的家伙，那就是廷杖。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张居正并没能建立起一个政治势力集团的弱点了。他完全是凭借个人的力量来督促整个政策的施行，在他暂时离开之际无法放心地让人代行他的政策和位置。他虽然也提拔了一些自己的干部，但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梯次配置和紧密的团结。
这次夺情事件对于张居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原本以为自己一心为国，政绩也摆在面前，却没想到仍会有这么多的人不依不饶地与他为难。但可惜的是，张居正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的教训是偏颇的。
在夺情事件以前，张居正在如何处理反对派的问题上比较理智。但在这之后，张居正大受刺激，开始以私人爱憎提拔或废黜官吏，而对于反对者，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宽容。他的心理变化不难理解，但作为大政治家来讲，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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